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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之墓》確實反了戰，但它想擁抱的可能也不是和平

 

2018-05-16，日本著名動畫製作人高畑勳的送別儀式在東京吉蔔力三鷹美術館舉行。高畑勳雖然是宮崎駿的伯樂，但與宮崎駿作品的廣泛傳播不同，高畑勳在中國最出名的還是一部略顯小眾的《螢火蟲之墓》。

　　《螢火蟲之墓》一直以日本戰後反思影片的典型被提及，最經常被拿來舉例的情節，便是影片中對戰爭場面的真實還原和對死亡的直接呈現，到了近似冷漠的程度：男主角清太背著妹妹節子逃過因燃燒彈而燃起熊熊大火的街道，一路上是燃燒的木質房屋與已經燒黑，看不出面目的焦屍。

　　這一段恐怕來自于高畑勳的真實經歷，他在回憶錄中曾經寫道：.....

好不容易找到避難所，幾個小時前還溫柔地笑著的母親，已經成了渾身纏滿繃帶、血肉模糊、看不出模樣的一具軀幹。沒過幾天，母親便死去，鏡頭特地細緻地給出了母親身上跳動著的蛆蟲，以及她的身體被投入屍坑中的畫面。當一具身體失去生命時，便變得像一截木頭一般，不僅有沉重的跌落感，甚至還有因其他軀體的柔軟而輕微彈起的細節。日本人狠起來真是下得去手啊。

　　從慈愛的母親轉瞬變成生蛆的軀幹，衝擊力更強的畫面我就不放了

　　將死亡這一情節首先安排在“母親”身上尤其殘酷，因為母親在人們的意識裡，通常象徵著生育、撫養、最原初的安全感和最後的庇護所。在父親遠在海軍中作戰的情形下，母親的死亡令兩個孩子淪落為孤兒，這種孤兒感不只體現在社會關係上，首先更是體現在生活上的。只有母親死亡，才能觸發下一個“投靠親友”的情節，乃至於為最終兩個孩子的相繼死亡做下鋪墊。

　　而到了“投靠親友”環節，便產生了第一個令觀眾們想不明白的情節。很多人將兄妹之死，歸結于親戚的冷血，認為是二人無法適應寄人籬下的生活，被親戚趕走，因此最後才來了一出失敗的“魯濱孫漂流記”。

　　但是，影片中很清楚地交代了，哥哥來到親戚家之後，除了將自己之前埋到院子裡的梅子幹、罐頭等海軍特供食物交給親戚之外，剩下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在房間裡彈鋼琴，以及帶妹妹在外面玩，連碗也不洗。

　　而且，當時像哥哥這樣的未成年人，也是可以去勞動來換取生計的。日本正處於戰時狀態，各家當然也褲腰帶勒得緊緊的，一下子多了兩張吃飯的嘴，是個家庭主婦都要犯嘀咕。這樣的情況下，哥哥這種“不拿自己當外人”的表現，當然要讓家庭主婦不開心，以至於撈湯飯時要給他撈稀的，給自己的女兒撈幹的——人家畢竟吃飽了還要出去勞動的嘛！

　　影片特意將親戚姨媽刻畫成一個市儈討人厭的角色，但如果基於影片開頭聲明的第一人稱視角，那麼這市儈其實是帶有“男主眼鏡”的，需要跳出帶有男主情感的議程重新思考。從男主的角度看，姨媽確實煩人；但是如果從姨媽的角度看，會不會變得不一樣呢？

　　也有人解讀為姨媽是看中了男主角父親的關係，知道父親未必回來之後才翻臉的。但換而言之，如果父親回來，知道自己的兒子寄人籬下時過得並不好，那麼這姨媽豈不是費力沒討好，賠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對於這段公案，我的傾向是，親戚雖然沒那麼友善，但也並非到了要存心將二人趕走的地步。戰爭時期，能養活兩口人，已經是很大的情分。

　　隨著那盒高級的水果糖越吃越少，兩個人的生活似乎也變得沒那麼甜了。糖果吃光了，哥哥在盒子裡裝了一點水，把倒不出來的糖渣融化掉，給妹妹喝。糖果隨著他們過往的甜蜜的日子，一起徹底地一去不復返了，直到裝載糖果的鐵皮盒子也徹底鏽壞。

　　兄妹倆離開了親戚家，結束了“寄人籬下”的生活。另起爐灶後的第一頓飯還是很豐盛的，哥哥學著大人的樣子，興沖沖買下柴米油鹽，埋鍋造飯，晚上掛起蚊帳，帳外是點點如星般的螢火蟲，防空洞如同溫柔地包含著星河的宇宙。

　　篇首兄妹“還魂”時也出現了大量螢火蟲

這是螢火蟲第二次大量地出現在影片當中，它們將兄妹兩人包裹在美妙的幻境裡，直到生命的光芒熄滅了，它從蚊帳的邊緣掉落下來。

　　東亞文化圈在刻畫靈魂時，也常用點點螢火這一幻象，影片最後兄妹靈魂一起出現時，身邊便有螢火的圍繞。如果按此角度理解，那麼防空洞中的兄妹二人此時幾乎脫離了所有人類文明，處於一個陰陽界限發生模糊的獨立空間裡。那麼這點點螢火，又是誰的魂魄呢？

　　在這樣的陰陽莫辨的獨立空間之中，頗有點“陶然共忘機”的脫離世俗煩惱的意味。哥哥愜意地躺在蚊帳裡，點點螢光幻化成海軍慶典上的燈光與煙火。他想像著在帝國的強大海軍中服役的父親，情不自禁地唱起軍歌。

　　這幾乎可以說是日本在戰爭中的一個大特寫：在節衣縮食、窮兵黷武的艱苦條件下，他們依然鬥志昂揚，幻想著勝利的榮耀光輝。

　　然而，這光輝不過是行將熄滅的螢火。哥哥只會用所剩不多的錢糧去買米買菜，哪怕後來發展到去偷人家的東西，卻從來沒想過帶著妹妹去參加勞動換取生計。兩個人的日子過得其實也並沒有自己以為的那麼美好，影片中設置的一個情節是，幾個遠處嬉戲的平民孩子發現了二人棲居的防空洞，地上插著的青蛙幹和鍋裡煮著的大麥大豆受到了這些孩子的無情嘲笑，秋千也已破舊，而這就是兄妹二人每天在過著的日子。

　　實際上，這個細節極為重要：顯然在同樣困窘的歲月裡，這些平民孩子過得還是比這對軍官兒女富足多了。前面的情節也表明，親戚姨媽一家可以吃上海帶鹹稀飯，還有餘力救濟兩個孩子。這實際上駁斥了“影片刻畫了戰爭為人民帶來的痛苦經歷”這一說法，並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過得像兄妹倆這樣饑寒交迫。所以，為什麼兄妹二人卻過得如此淒慘呢？這就暗示了其實是兄妹二人個人的原因，確切地說，是哥哥的路線犯了錯誤。

　　在這種困窘的情形下，一直支撐著哥哥的是對遠方的父親的思念和期待。然而，他為了妹妹的病去取錢時，卻聽到人們說日本早已戰敗，向美國投降了，聯合艦隊也“早在幾百年前就沉船了”。而他的父親無疑也在其中。

　　這裡出現了第四個值得玩味的細節：媽媽死去時，哥哥的情緒非常穩定，他最激烈的反應不過是拼命地一下一下在單杠上做著回環，那是一個少年唯一向妹妹展示自己有保護她的能力的方式。但是父親的死訊令他幾乎精神崩潰，他大叫著狂奔出銀行，最終跪倒在地上，用顫抖的手掏出父親的照片。

　　母親的死不過是庇護所的喪失，但帝國的戰敗和父親的死是他希望的徹底破滅。也許他早已知道自己處在不真切的幻想之中，但是他不允許這個幻想被戳破，直到它最終還是被戳破了。

　　於是情勢急轉直下，如同螢火終將熄滅。妹妹最終死去，臨死之前嘴裡咬著五彩的塑膠扣子，還以為那是哥哥曾許諾過的水果糖。哥哥一把火燒化了妹妹，將她的骨灰裝進鐵皮水果糖罐。不久，他也死在了車站裡。

　　這個水果糖罐第一次出現時，是哥哥剛剛找到了親戚的住處，興高采烈地將遺產們從地下挖出來，他發現裡面有一盒精美的水果糖，想吃卻又捨不得，於是搖了搖糖罐，滿足地聽著裡面糖塊撞擊發出的聲音，他知道他天真的、胳膊像藕節一樣白嫩的妹妹正在等待他的歸來。

　　行文至此，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了：與其將影片扣上一個“愛好和平，反對戰爭”的高帽，男主清太看起來顯然更像是當時的日本政府，而他的妹妹節子便是日本的人民。戰時，日本一意孤行地推行法西斯主義與軍國主義，窮兵黷武，以為憑自己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難，真的實現所謂“共榮”，如同男主已經在防空洞裡流浪，卻還在點點螢光中陶醉於日本海軍劈波斬浪的幻象。而天真而懵懂的人民全身心地信任著她的國家，一塊水果糖便能讓她高興得手舞足蹈，忘記了世界上所有的煩惱。

　　但這不過是脫離現實的妄想。父親的死和戰敗的消息打破了全部憧憬，正如哥哥治癒營養不良的妹妹的方法是喂她吃冰塊和西瓜，天真的人民也在錯誤路線的指引下最終死去。在哥哥走投無路而去偷盜成功，甚至因“此法可行”而變得有些猙獰的喜悅中，軍國主義還是走向了末路。

　　如果從這個角度上看，高畑勳確實是想反思的。但他反思的並不是“戰爭與和平”，而是“錯誤的路線”。影片表達得很清楚，其實是哥哥自己的“步步驚心”，最終造成了二人的死亡，片中多次出現與他們歲數相仿的孩子，可以作為一個側面的佐證。

　　所以，說《螢火蟲之墓》是反戰影片並沒有錯，但關鍵問題是，反戰的動機究竟是因為，戰爭本身給東亞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還是因為戰爭路線的錯誤性為本國人民帶來的創傷。這二者無疑也是有著本質區別的。也許不是戰爭錯了，是戰爭的失敗錯了。

　　哥哥在影片中數次落淚，落淚的原因有自尊、痛苦和思念帶來的悲傷，為了妹妹他也可謂是吃苦耐勞，甚至甘願去偷人家的東西還挨了揍。可是一直到兩個人生命的終點，他都從來沒有反思過自己是不是做錯，當然，更沒有思考過阿姨和被偷東西的人的感受。

　　回應

　日本主流反戰片都是反戰敗而已，全片都是日本人受苦受難，美國人趾高氣昂，沒有描繪其他被侵略人民的畫面。

　宮崎駿還一部 起風了也是這樣的邏輯。反思的不是對其他國家造成的傷害，而是自己為什麼失敗，失敗的後果很殘忍。但是馬上會有一幫宮崎駿的粉絲來撕逼。

　螢火蟲之墓是野阪昭如1967年發表的小說，高畑勳是改編。小說裡，清太各種懷念過去作為海軍軍官家屬的好日子，什麼上海產的巧克力、糖水桃子、蟹肉罐頭、猶太人做的奶油蛋糕、嫌棄難吃被扔掉的外國大米便當、父親帶著家人吃的中華料理……老實說作為中國人我是無法從這種作品裡讀出什麼反戰的。通篇難道不是抱怨因為戰爭失敗了所以我們才那麼慘嗎？但戰爭是誰發起的？清太以前吃的那些“好東西”又是從哪裡來的？當時被日本侵略的國家的國民又是過什麼日子？當時的普通中國小孩知道什麼巧克力奶油蛋糕糖水罐頭嗎？就連野阪昭如自己都說過自己寫這本小說是因為自己的經歷，和對自己當時死去的幹妹妹的愧疚。什麼反戰，呵，我們就不要想太多了。

　的確，宮崎駿和高畑勳他們從來不會反思自身的侵略給他國造成的巨大災難。日本的國民性就是這樣，戰爭給他國極大傷害，自己也受到災難，然後他們搖身一變成為“戰爭受害者”，自憐自艾。最後他們就痛苦流涕地說:“我已經夠慘了，比你們還慘，你們為什麼還要無端指責我們。我們是世界上第一個受核彈侵害的國家。”

　如果這些日本的動畫人真的邁出了我們在中國人的立場上所期望的一步，會發生什麼？確實，不管是《螢火蟲之墓》還是《起風了》，最終都停留在反戰敗的階段，但依然為此冒了足夠大的風險來暗示某些東西。日本右翼對《起風了》和宮崎駿的抨擊都快要變成封殺和物理攻擊了，他有義務犧牲自己的事業來滿足中國人的歷史期望嗎？不管是《螢火蟲之墓》，還是《起風了》，停留在反戰敗的層次上，卻並沒有扭曲歷史，美化戰爭，也沒有支持軍國主義，只是說沒有更全面的表達，這已經難能可貴了。我們固然希望，鼓勵他們能有更積極的表態，但是他們有權利保留在某個認識階段，不對更進一步的概念表態。尤其是在日本這種地方，他們要說什麼是真的要付出不小的代價的。也不要期望外國人有義務幫我們還原歷史，他們終究是外國人，他們表達了什麼只能對他們自己負責。我們不能奢求每個日本人都對此立場端正，因為他們出生的環境如此，社會又壓迫著他們，他們根本沒有最起碼的真實資訊來判斷對錯，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是需要代價才能夠得到準確的認識的。

　好多人，無論是日本人還是外國人（尤其中國人）總有個誤區，就是侵略是日本軍政府的行為，日本人民是愛好和平的....然而你可以去查查，當年日本普通民眾面對日本可以侵略中國，是多麼的癡迷跟瘋狂。

　得，看一堆評論，緣杆而上給宮崎駿扣帽子的無知份子還真不少，當年宮崎駿對慰安婦問題直言不諱，炮轟日本政府歪曲歷史，稱日本應就二戰中的惡行向中韓兩國謝罪，全是他在自作多情呀？！

　真的是欺負高畑勳死了，沒辦法反駁你們了？當年吉蔔力底下的這幾個人，哪個不是有名的左翼分子和親中分子？你們只知道一部《起風了》是反戰敗，但是可曾去看看生活中的宮崎駿的反戰有多麼堅決？結果現在根本不去辯證地瞭解瞭解他們的歷史，也不想想他們是不是可以爭取的同志，卻在這裡如此片面地指摘他們，這和那些公知大V，美分精日對中國的誣衊有何區別？！

　我很納悶，您洋洋灑灑寫了這麼多？日本人做下的罪孽日本人不反思要我們中國人替他們反思嗎？那些人可能是您心目中的偶像，他們也都是鼎鼎大名的動漫製作人，但是歷史終究是歷史啊！像您說的他們即使如此偉岸，都不觸及客觀歷史，甚至連碰都不敢碰，那是不是可以反向推導，第一，右翼在日本國內是佔據主導權的，甚至控制絕大多數輿論導向的；第二，日本有沒有穀歌？日本有沒有維琪？日本人可不可以隨時登陸查閱相關資料？既然號稱民主國家的日本，連陳述客觀事實都會收到如此的打擊和打壓，那所謂的“言論自由”是不是個笑話？我個人從不叫囂著把所有日本人都處以極刑，我們記住的應該是歷史，而不是仇恨，如果連客觀歷史都加以掩飾，修飾，甚至美化，那怕是連做人的資格都沒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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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新圖博館】《實然觀》：　　日本武士本來只強調「弓馬之道」及對上之忠心，從鐮倉幕府開始，統治者將中國的禪宗、朱子學、陽明學等，以斷根的方式，去除禪宗的明心見性、大破大開，朱子的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天命，陽明的致良知等，偏重禪宗較為形式的坐禪樸實無私力行、朱子的忠君、陽明的知行合一等，而形成武士魂:忠孝、勇武重名分、尚節操、講究封建道德。除武士道外，武家文學亦偏陽剛的戰爭文學如《平家物語》《太平記》，武士另外在「能樂」「茶道」也有高度成就(相對於中國禪宗的「活在當下」、「能樂」的死白面具和多鬼魂故事、反映了「櫻花與武士刀」式的「死在當下」，而「茶道」亦以斷根的方式將中國自然閒適的茶藝變成禮儀性的茶道[雖自認「和靜清寂」]，故日本是「有禮無體」的集團社會，難怪日本人不會讓座老弱婦孺，因只知集體禮教、不知孔子「人而不仁如禮何」孟子「惻隱之心」，但日粉日精卻哈日成癮、竟辯之以日本人怕麻煩到他人故不讓座)。
　　日本的「斷根」式學習他族文化、不只發生於「唐化」、「西化」亦然，即使自由主義的領頭羊福澤渝吉其動機也在富國強國，所以他才會主張「脫亞」對外侵略，並視中日甲午之戰為「野文」之爭。另一激進民權運動領導者中江兆民，其民權目的也在求國權發展，故面對對外侵略時（他本人即致力於對中韓侵略），民權也就萎縮了。即便社會主義領袖幸德秋水也曾站在帝國列強立場，主張日本加入瓜分中國的行列。井上清感慨地說：「日本人，不用說天皇制官僚和統治階級，就連最先進的工人和社會主義者，也如此深入而廣泛地被帝國主義的思想和心情所束縛」。
　　丸山真認為日本的集團主義式超國家主義將國家化為真理本身，所以惡行均可以此合理化掉，透過天皇制及集團主義，軍部首領並未自覺是發動侵略，故東京大審時他們均未意識到要負責。即便戰後日本人的反戰也是基於自認是大戰的受害者，而非為其侵略而悔罪。如對比於戰後被罪感壓得不斷認錯侮改甚至反彈為新納粹的德國，日本人在恥感下不但自己不認錯不道歉、還對他人不時提及不悅，更顯的謬誤。正因如此，二戰時遭日本侵略的地區尤其東北亞的中韓(台獨反以被日本殖民為榮)，至今對日本面對戰時的態度會不斷地質疑其未來軍國主義再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