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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是中國三農?
農民,農村,農業之簡稱!
另參【圖博館】：《三農問題》《鄉村關係與村民自治》 《中國大陸基層改主改革》 民主的烏坎之路《當代城市病》)
聚焦農民工老齡化：是城市引力大，還是年輕人更顧家？2018-05-16 觀察者網
2018-4-27，國家統計局發佈了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資料顯示，我國農民工群體正在持續老齡化。
一方面，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由2010年的35.5歲顯著上升至2017年的39.7歲；
另一方面，50歲以上農民工（即通常所說的高齡農民工）在每年新增農民工中所占的比例正越來越大。
2014年，當年高齡農民工的增加量（597萬）第一次超過了全部農民工的增加量（501萬）。到2017年，中國農民工數量比2016年增加了481萬人，同年，高齡農民工比上年增加了711萬人。
這同時也說明，在高齡農民工大幅增加的同時，非高齡農民工整體是有小幅萎縮的。
觀點：大量農村勞動力留在鄉村照顧家屬
基於農民工主要從事體力勞動這一性質，用工單位在有的選擇的情況下，總是會盡可能地雇傭青年農民工。
那麼，高齡農民工增長迅速、比重擴大，所反映出的現實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枯竭嗎？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章錚不這樣認為。
在章崢看來，眼下農村依然有足夠的勞動力可以選擇進城務工，但這些人選擇留在農村的很重要原因是“留在鄉村可以照看家屬”。據章崢估算，目前鄉村還有超過1.6億的勞動力。扣除其中一部分因種種原因只能從事農業的勞動力（例如，通過生產特色農產品獲得了滿意收入），能夠成為農民工的鄉村勞動力至少在5000萬以上。
從家庭的角度來看，勞動力需要同時承擔兩種職能，一是通過工作獲得收入來養家，二是照看生活上無法自理或無法完全自理的家屬（如孩子、老人、病人、孕婦等）。而絕大多數的外出農民工，都是“工作在城鎮、家屬留鄉村”，無法在掙錢養家的同時照看家屬。而前文提到的非高齡農民工群體出現小幅萎縮，也正是因為有部分人選擇放棄城鎮而留在鄉村。
統計局給出的資料也從側面佐證了這一點。
資料顯示，在全部農民工中，男性占65.6%，女性占34.4%。其中，外出農民工中女性占31.3%，比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本地農民工中女性占37.4%，比上年提高0.2個百分點。
在全部農民工中，未婚的占19.8%，有配偶的占77.8%，與上年基本持平。外出農民工中，有配偶的占64.5%，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比本地農民工低25.7個百分點。
這也就是說，女性和有配偶的外出農民工占比均有所下降。
不過，統計局給出的另一組資料卻表明，本地農民工中，50歲以上所占比重為32.7%，比上年提高3個百分點，而外地農民工中，50歲以上所占比重僅為9.2%，也只比上年提高1.1個百分點。
這似乎又說明，高齡農民工更願意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業，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外從業的農民工主要還是以青壯年為主。對於農村兒童，還是主要由媽媽或者爺爺奶奶擔負著照看職能。
建築工地清一色的老人，是因為年輕人不吃苦？
無論是什麼原因致使越來越多的老人選擇進城務工，農民工老齡化已經成為了現實。
此前也曾有媒體聚焦農民工的老齡化問題。某包工頭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他手下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了90%以上；而高齡農民工為了承擔起繁重的體力勞動，大多時間要靠吃肉補充體力，“力工的工資基本是按日計算，幹一天給一天的錢，不幹就沒錢。在工地，有體力才能賺得多，沒體力，就賺得少”，有高齡農民工對記者如是說。
還有高齡農民工和包工頭將農民工老齡化這一現象歸結於力氣活又苦又累，年輕人不願意幹，只有高齡農民工吃的了這種苦，“誰不想要年輕壯實又踏實肯幹的人啊！但近五六年已經在建築工地找不到30歲以下的青年農民工了，清一色的全是老人”。
甚至由於相關規定禁止60歲以上的農民工上一線作業，不少高齡農民工將白髮染黑來應付檢查。
“沒有養老金，得趁能幹再多賺點兒”
為什麼年過50、甚至60還要在工地幹活？澎湃新聞此前採訪了103名接50歲以上農民工中，其中絕大多數都說出了這樣的話——“趁著還能幹，多賺點兒”。
從制度設計來說，我國的養老保險已經基本實現了全覆蓋，即一個人只要願意參保，都可以找到適合他的制度。
政策規定，農民工可以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也可以參加新農保。然而，不同制度的保障水準差別是非常大的。大量農民工的真實境況與制度設計的美好場景之間仿佛隔著一扇“玻璃門”——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看得到夠不著，新農保保障水準太低又不足以養老。
就算是可以通過補繳來加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但能夠補繳得起的也是少數，高齡農民工養老問題難以徹底解決。
尤其是對於50歲以上的高齡農民工來說，面對著養老方式從“養兒防老”向養老保險的轉換，他們陷入了“養老保險靠不著、養兒防老靠不住”的兩難困境中。
甚至有學者認為，在現行養老保險制度下，農民工養老問題是無解的：不允許加入，農民工將老無所依；允許加入，養老保險基金將難以承受。
從根本上來說，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是建立在傳統雇傭關係基礎之上，而農民工往往得不到、也不願意簽訂穩定的勞動合同。如果無法建立較為穩定的勞動關係，那麼養老保險制度想要在農民工身上得到執行就更加難上加難。
資料也可以說明這一問題。2009年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降低了農民工繳費的費率，為單位繳費12%、農民工個人繳費4%至8%，遠低於城鎮職工單位繳費20%、個人繳費8%的費率，但從效果來看，2009年末至2016年末的這7年間，農民工參保率只提高了不到10個百分點。
城市居不易，滯留還是返鄉？
除了以後的養老問題，高齡農民工更擔心的問題還是眼下的生存。
隨著產業升級，就業市場對各階層勞動者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農民工群體也是一樣。“送快遞、外賣，手機不會用；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沒見過”，許多受訪的農民工都認為受自身身體狀況、文化水準所限，自己未來能得到的工作機會將會越來越少。
與此同時，城市生活成本上升進一步對這一群體施加著壓力，“現在想買點什麼都覺得貴，就盼著一年到頭不生病”。
那麼返鄉呢？返鄉也會出現問題。
一方面，很多人不願意因為養老問題而給子女造成太大負擔，或者很多子女因低收入水準下或不在身邊而無法為父母提供養老的生活保障，再或者這批五六十歲的高齡農民工自身還有父母需要照料，很多人就算返鄉種田也無法養活自己，“沒精力也沒技術，種點自己吃還可以，但總有地方需要花錢”。
此外，在外務工多年，重新融入鄉村社會，也是高齡農民工擔心的問題，“我在外邊呆了20多年，回去確實有點不適應”。
目前的這一批高齡農民工，基本上就是改革開放後較早離鄉出來的一代青壯年農民大軍，當年主要在18歲到40多歲，如今多數已是55歲到70歲左右了。這批人當年隻身或舉家投身國家經濟建設，可謂“犧牲”了一代、二代、甚至三代人——農村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不少家庭夫妻難聚，孩子流離就學轉學難，家鄉父老沒法照顧。
但由於當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培訓，可能在城市常年從事低端勞動力密集職業，對自己人生沒有長遠規劃，這批人現在無論是留守城市還是返鄉，都有很大的困難。
但無論如何，在當年那種低工資、低保障、難維權、艱苦甚至惡劣的生存生活條件下工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建設和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高齡農民工，理應得到關注、受到關懷。
回應
農民工在城市打工不加入社保或者以低標準加入社保是各地政府放縱企業剝削農民工的結果。這個歷史欠債終將由全民買單，因為剝削農民工是全民共業！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階級壓迫最深重的社會。
嗯嗯，又一個把全世界都研究過一遍的專家
知道為什麼農民工老齡化嚴重嗎？中國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讓農民工的後代能得到非常差不錯的教育,隨著教育深入普及,農民工的後代們擁有更多的就業選擇,甚至是創業選擇,脫離低價值勞動,中國的低收入階層大部分擁有別墅級別的住宅,獨門獨院,有自己的口糧地,子女可以擁有免費的九年義務教育,從而有機會擺脫階層帶來的苦難命運,如果這樣的現實都被你稱為世界上階級壓迫最深重的社會,那麼你要麼無知，要麼無恥.
你把農村的房子叫別墅？
獨門獨院，還有自己的農場，除了農場小點，還沒有游泳池外，跟別墅有多少區別？現在經濟好點的村子，每家每戶基本上都蓋了自己的小樓，為什麼就不能叫別墅呢？
另附【新圖博館】《實然觀》：兩岸土地住宅/城鄉建設的巨差之因，除了「政府廉能」與否(大陸的拆建不只比台灣少官商勾結、且多先建後拆、如三峽大壩上百萬移民居住和生產之拆建)、還有土地制度公私有之別，反中者以土共鬥地主、將全大陸土地充公、造成人民公社吃大鍋飯，改革開放若不將土地私有化、將限制大陸的土地住宅/城鄉建設，實踐結果相反、大陸後發先至、為何？
從人的實然占有欲、可看穿台灣(全球民主地區皆然)打著弱勢/居住/土地/環境等應然正義者，實則是反對黨(台以民進黨為主)與其同路人(各式社運團體)共犯結構下、為達到奪權之政治目的之不擇手段地為反對而反對，等它一上台、又背叛其同路人、亂拆濫建、只有政權沒了正義，但這些同路人因國族意識形態(如台獨)、「被叛千遍也不厭倦」地、以「從群眾→社會→新社會→民間→市民→公民→到新公民等運動之名」一再自欺欺人、為主子的劣政合理化，政黨惡鬥的結果當然是土地住宅/城鄉建設之敗壞了，連預防地震之城市都更也寸步難行。
大陸為何每年能以近千萬戶更都(棚戶區等之改造)超世界級速度進行城鄉建設呢？ 除了「政府廉能」「先建後拆」外，巨大的實然利益誘因(拆遷戶多變拆遷富)、逼使極少數釘子戶成為人民公敵，若Rawls《正義論》式的應然正義原則(以各種方式補平弱勢者的社經弱勢)仍說服(中國式協商民主)不了史上最牛釘子戶，那就依法行政、判決後再拆、而台灣連最高法院都釋憲袒護土地私有權不可因公益而被拆。靠搞土改社運起家的中共、更了所謂的維權人士是啥貨色，自然會堅拒這些律師和NGO(非政府組織)搞維權，當然這得自己先以「廉能」解決大多弱勢者之社經弱勢、讓維權者失去群眾基礎，為了防患維權點燃星火燎原、必要時可刑之以法。
就這樣，大陸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完成了人類史上最大最快的土地住宅/城鄉建設(扶貧/醫保/勞保/教育/高鐵/高路/軍民科研製造…等皆然)，讓國外的反中者驚訝之餘、只能扯些「人權/環保/古蹟」等的、看能否扯中國崛起的後腿，結果當然是意淫、這些應然對大多中國人無感(更何況習上台後加大了環保和文化建設)。相對的，公知大V噴子噴出的「教育/醫保/房產等三座大山壓力山大」卻對到城市就業的藍白領很有感，因為他們是回不去原鄉享受耕地宅基地、又享受不到本城人才有的「教育/醫保/房產」，所以即使高工資也心生不滿，中國政府消極的因應之道是、打通城鄉的教育/醫保、壓抑城市房價，但房價很難控制、因傳統農業文明家族主義的「有土斯有財」「結婚得有新房」和十三億人奔城市的剛性需求(造成中國有全球最高的房屋自有率：鄉村近十成/城鎮超八成)支撐著房價(此即西方[含哈西者]常以自己的「空屋率」「收入房價比」經驗、會誤判中國房地產泡沬和鬼城又忽變人城)、再加大量民間游資投機炒作，使得政府「房屋是住的而非拿來炒的」之承諾很難落實、即使官民合作大量增建打工者/藍白領所需之廉租房/社會宅/員工宿舍、或再以房產稅打壓炒作。
但理盲濫情的「教育/醫保/房產等三座大山壓力山大」輿論界又可能是中國的「XX陷阱」之一，如同台灣已處經濟開發且理性專業的馬英九政府不敵理盲濫情的民粹、2016被靠民粹上台的蔡英文綠獨政府苦毒、才後悔「馬善被人騎」而懷念善馬、可惜世上沒有後悔藥，克服理盲濫情的輿論之道在：以造謠罪誹謗罪對付不實的言論新聞自由，鼓勵並創造理性客觀的輿論生態(如上述消極地解釋為何房價很難控制之故、更重要是下述積極地新城鎮農村建設)、以扭轉理性民意常有的「沈默螺旋」理性民意常有的「喧囂龍捲」。
大陸的「新城鎮農村建設」有土地公有之條件、再加廉能政府，以現有建設成績來看、也能比台灣後發先至(台已進行過N次農改但因老農私有地之零碎化加農地炒作而失敗)，但大陸嚴禁耕地炒作、而只能移轉耕作權給、交付保證金的專業農戶(政府培訓有照證的職業經理人)，如此一來、既解決了農村老農空洞化、加速農村城鎮化、吸引出外打工/藍白領回家、加速農業現代化更有本錢應對外國農產品競爭(故比台日更敢與東協等簽自貿、大陸是單向對東協農產品零關稅)。
農民工欠薪為何年年重演？人社部：低價中標和層層轉包所致
2017-01-23日上午，在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6年第四季度新聞發布會上，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政策研究司副司長盧愛紅表示，每到歲末年初，治理欠薪問題都是一項重要工作，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社會各界非常關心。
盧愛紅說，2016年初，國務院印發了關於全面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意見，提出了一攬子、一系列治標治本的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的措施。到2016年底，各省區市政府普遍出台了相應實施意見，完善了工作協調機制。許多地區把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納入政府考核評價範圍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考核內容。
當天下午，圍繞農民工被欠薪“年年整治，年年重演”等問題，人社部勞動監察局局長王程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2016年，全國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為372.2萬名勞動者（主要是農民工）追發工資等待遇350.6億元，分別同比下降22.7%和16.7%。”王程說，2016年人社部門“用盡洪荒之力”，應該說“取得了好於以往的成效”。
為何農民工被欠薪“年年整治，年年重演”？
“根本性問題沒有解決”
王程告訴澎湃新聞，農民工農忙季節就要回家種地，導致勞動關係的建立不完善，勞動保障也受到一定限制。具體來說，大量農民工被欠薪發生在建築工程行業。目前普遍的情況是，農民工在建築工程工地打工，每個月領取部分勞動報酬，作為生活費，到項目結束或到春節一次性結算，這兩種方式隱患比較大。
王程指出，建築工程行業的第一個特點，是承包商為獲取項目先低價中標，再要求發包方增加預算，很容易出現工程款糾紛，殃及工資支付；第二個特點，是層層轉包，多的可達八九次，每一次轉包，都要被截取一部分工程款作為利潤，最後基本就沒有利潤了。低價中標和層層轉包，導致農民工工資發放無法獲得有效保證。
“從2003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助農民熊德明討薪，已經13年，政府部門主要是我們這個部門每年下很大力氣來治理農民工被欠薪，但由於根本性問題沒有解決，導致年年整治年年重演。”王程說。
澎湃新聞查詢到，1月22日，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在人民網接受訪談時說，主要根源還是在於建築市場的秩序沒有完全規範。
“工程建設領域市場秩序比較亂的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工程建設項目墊資施工的現象仍然比較普遍，挂靠承包、違法分包、層層轉包、包工頭（自然人）承包等問題，一直沒有禁絕，導致建設領域依然是發生欠薪的重災區。
從近年來在建設領域查處的欠薪案件來看，不僅普遍拖欠工資與工程款結算糾紛糾纏在一起，而且以拖欠工資名義討要工程款的現像日漸凸顯。現在，建設領域欠薪還是一個突出問題。從全國看，多年來，建設領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數額一直在80%以上，就是佔總的欠薪金額的80%以上。有相當一些地區，甚至達到90%以上。”邱小平說。
邱小平還表示，治理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的長效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健全，勞動保障監察執法能力也亟待加強。
2016年，全國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查處工資類違法案件23.3萬件，同比下降14.8%，共為372.2萬名勞動者（主要就是農民工），追發工資等待遇350.6億元，涉及的工資數額和涉及的人數都下降了，分別同比下降22.7%和16.7%。
王程說，因為建築工程行業普遍年底結算工資，上述數據主要是2016年11月15日啟動的專項整治行動數據。他說，2016年以來，習近平、李克強等領導人多次批示要採取措施加強監察執法，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2016年我們用盡洪荒之力，應該說取得了好於以往的明顯成效”。
1月23日，李克強來到震後重建的雲南魯甸甘家寨村民甘永榮家。得知小伙子在外打工養活一家6口，卻被拖欠一年多工資，總理當即“怒”了：他是家中頂樑柱，傷害他就是傷害他全家。這既違背市場規則，更違背道德良心。決不能讓農民工背井離鄉流汗再流淚。
“司法實踐中，真正獲刑的是少數”
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頒布了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修正案（八）裡規定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
王程提供的數據顯示，2011年至2016年底，全國各地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共向公安機關移送涉嫌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案件17103件，其中公安機關立案11511件，法院審結4679件。
“通過對這種惡意欠薪行為追究刑責，有力地震懾了欠薪犯罪。”人社部副部長邱小平1月22日在接受人民網訪談時說。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盧暉臨曾向澎湃新聞表示，這些年，農民工被欠薪問題在許多行業基本得到解決，唯獨在建築業依然嚴重，不斷整治但不斷反彈。
盧暉臨說，2011年，“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實施，但與同時入刑的“醉駕”相比，收效甚微。“治亂像要用重典。現實中，你經常看到的報導，是對討薪農民工以破壞公共秩序追究法律責任，但被判惡意欠薪的呢？我認為，要多判，而且，要判法律意義上的雇主，就是說不管工程轉包、分包多少層，總承包商、法定代表人判幾個，會起到很大的震懾作用。”
盧暉臨認為，加大力度落實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會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治標舉措，然後再積極推動建築業用工體制健康化。
王程對澎湃新聞說，在司法實踐中，真正獲刑的是少數，因為“一抓就靈”。“（多數情況）只要抓起來，他的財產、房、車，他的親戚朋友就會拿錢，用於支付工資。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有構成要件，只要達到，就應該依法判刑。可以說，拖欠別人工資和侵吞別人財產，是同等性質。應該說，只要屬於惡意欠薪，你還了錢，不等於不判你刑。但在司法實踐中，確實存在著，只要還了錢（補發工資），就放人。”
王程認為，只要構成惡意欠薪，就應該判。此外，對拒不支付勞動報酬案件，還要加強宣傳，以儆效尤。
王程告訴澎湃新聞，對農民工被欠薪問題，目前的監察執法剛性不足也存在問題，像責令整改，如果不改正最多罰款兩萬，違法成本太低。
“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採取一些對策，對惡意欠薪的，按比如說2011年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入刑，第二，實施黑名單制度，對那些惡意欠薪的列入黑名單，實行社會公佈，一旦被列入黑名單，在貸款、資質等環節都會受到影響。另外，加大違法企業的違法成本，但這需要通過立法解決。比如最多罰款兩萬，能否按照欠薪的百分比罰款？”王程說。
王程指出，目前，應急工資保障金還沒有普遍建立。“我們2016年落實國辦發[2016]1號文件，2017年要從制度層面抓起，要從基層抓起要從每個具體工程項目抓起，努力攻克欠薪頑疾。第一，落實農民工實名制；第二，承包商或勞務公司必須按月足額發放農民工工資；第三，工資款要分賬管理。”王程說。
延伸閱讀：總理現場派的題，哪位部長回京要匯報？
“你們有多少是在外打工回來的?有沒有遇到欠薪的？”1月23日下午，李克強在雲南昭通魯甸考察災後恢復重建情況時，“農民工欠薪”的話題被他一再提及。甘永榮的妻子在2014年的地震中遇難，如今他與年邁的母親、正在讀高三的弟弟和三個兒子搬入了重建的新家，而全家最主要的經濟來源，就是他外出打工的收入。聽說甘永榮在重慶打工兩年被拖欠5萬塊，總理當即“怒了”：“這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他可是頂樑柱啊!拿不到打工的工資，傷害的不僅是他一人，而是他全家。欠薪既違背市場規則，更違背道德良心！”
回應
公知大V噴子不是說要找市場不找政府嗎？
可以採用保證金制度，要參加某個建築項目招投標，先將相當於農民工六個月工資的保證金存到指定銀行，這個賬號由勞動局監管，建築企業取用必須得到勞動局批准。發生欠薪時勞動局從此取款發薪。工程結束，資金歸還，賬號取消。事在人為，不作為不得辭其責。
現在官方要求任何項目都必須設立農民工工資保證金，否則不予備案。但問題是，在招投標中心備案的除了國有投資或控股的項目外，都是假備案，真正執行的是另外的合同。而為什麼假備案如此大面積的存在，因為現行的招投標制度本身就很不合理。首先就是招投標中心收取的服務費太高（北京的比例是造價的千分之1.1，業主與中標單位六四開），所以備案的合同金額大家都會想辦法降低造價。其次在招投標中心評標所請的專家在評標前對該項目根本就一無所知，而租用招投標中心的評標室是需要支付租金的，所以通常在標辦評標時間都很短，如果你是業主你對這些專家的評標能否選出合適的單位能心中有底嗎？第三就是建築法這部有問題的法律，到現在還頑固堅持不許業主指定分包工程，導致業主只能將本應該由專業承包單位完成的工程（如電梯、幕牆、弱電等）放進總承包的範圍內或者就是放很小的暫定款（這又牽涉到第一點）。基於三點考慮，一般的業主都是先在內部進行真招標選定總包單位後，再跟總包單位聯手弄個假招標，再叫上所謂的招標代理公司，大家一起糊弄政府。所以現在的問題首先就是作為政府部門的招投標中心，本身就沒有權力收取服務費用並通過出租公共設施來牟利，其次就是必須對建築法進行大修改，最後就是非國有投資的項目只需備案就可以了，沒必要你政府部門來幫人家選郎君，你只需做好要素條件的審核及事後監管就可以了。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1_25_391226.shtml
住建部：擬全面推行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2018-05-16北京青年報
住建部日前組織起草了《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這表明，建築工人實名制管理將有望在我國獲得全面推行。
按照徵求意見稿要求，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從事房屋建築和城市基礎設施工程施工的建築工人均適用本辦法。進入施工現場從事建築作業的建築工人應經過基本安全培訓，並在全國建築工人管理服務資訊平臺上登記。
根據徵求意見稿，建築工人管理服務資訊平臺系統由全國平臺、各省市縣平臺、建築企業的實名制執行資訊系統和建築工人個人用戶端等組成，各級各類建築工人實名制執行資訊系統應統一使用國務院住房城鄉建設主管部門發佈的資料格式和介面標準，並能在全國範圍內實現即時資料共用。
徵求意見稿要求，各省市縣住房城鄉建設主管部門所建立的建築工人管理服務資訊平臺，應當包含建築工人基本資訊、從業記錄、職業技能培訓與鑒定管理、建築工人變動狀態監控、投訴處理、不良行為記錄、誠信評價、統計分析等方面的資訊。
湖南長沙拆遷片區背後怪像調查：兒媳離婚後嫁給公公，舅母與外甥結婚
2018.1.17，長沙市開福區紀委一位女性負責人向封面新聞記者證實，此前一天由《長沙晚報》刊發的“女子離婚後與前公公結婚、舅母嫁給外甥”等瀏陽河街道拆遷片區發生的怪像屬實。
日前，長沙開福區紀委披露了該區40多戶家庭涉嫌非正常離結婚套取拆遷補償款的事實。
每人補償14萬，買房花9.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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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歲的當地人楊林華（化名）告訴封面新聞記者，“我們一家老小6個人，總共獲得100多萬元，可以買6套房，但是買了房過後就沒錢裝修了。”
對於此次拆遷，他認為政府的政策對老年人很有好處，既安置了房屋，還給予了養老金，“政府承諾，男性老年人，年滿60歲的，每月發放1200元養老金，女性滿55歲的，也有1000元多一點，老年人的生活是有保障了”。
“但是，還是有做得不到位的”，他說，政府沒有考慮年輕人的收入問題，“賠14萬，要花9.5萬買安置房，剩下的錢還要裝修，還要買家具，以後靠什麼吃飯呢”？
回應
政府怎麼對拆遷戶這麼好啊？？花的難道不是進城買房戶的血汗錢？？6個人6套房，每個人每套房還有4.5萬可以簡裝修，天啊，我無語了。
人啊就是貪心，多少年輕人被房子壓的累死累活，這倒好，一家6套房，老的有養老金，還不滿意，還要養你們全家一輩子的節奏？不會去上班賺錢是吧，沒人養要餓死是吧
不要低估人性的惡！貪婪啊……所以那句話還真沒說錯，有些人恨貪官，不是因為貪官傷害了他的利益，而是他恨，為什麼是那個人當了官而不是自己當上了然後貪個痛快6個人就要住6套房？你們是一家人嗎？
最需要改造的，是人民自身，而不是民粹主義者們所指責的一切自身以外的東西。
房價“變天”還不是全國現像 三四線城市活躍
國家統計局2017.6.19發布《2017年5月份70個大中城市住宅銷售價格變動情況》，數據顯示，一二線熱點城市房地產正在趨冷，三四線城市則持續活躍。包括北京在內的9個熱點城市房屋價格下降。房地產的“黃金時代”要結束了嗎？
大城市“六月變天”成事實
6月初，万科在一封流出的內部郵件中承認房地產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並醞釀調整薪酬體系。5月万科月度銷售額降至359億元，為今年以來最低，環比大跌14%。同期，碧桂園、恆大、萬達等房企銷售額也都出現了不同程度萎縮。
中國社會科學院12日發布的報告中指出，作為房地產最炙手可熱的北京在5月份首次出現房價下降。這一報告得到國家統計局的印證，15個熱點城市中，9個城市一手房價格環比出現下降，70個城市中二手房價格環比下降的城市有7個，這兩項都包括北京。
三四線仍在上漲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70個被統計的城市中，房價環比下跌的只有9個，更多的城市房價仍然在上漲，尤其是一些三四線城市，其中蚌埠、北海、湛江等表現比較突出。
楊紅旭認為，對於一二線熱點城市來說，確實可以用樓市已變天來形容，這包括一線和核心二線城市、環渤海經濟圈的30個正受到政策調控的城市。“但是，不能說全國范圍內的樓市都出現了變天，三四線城市的樓市依然成交活躍，並且將持續一段時間。”
楊紅旭預測說，三四線城市活躍的成交可持續到年底，明年開始全國房地產出現整體低迷的概率會增大。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整個市場還需要進一步觀察，房價突然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目標是“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
何時才是拐點
李迅雷認為，世界上沒有一個只漲不跌的市場，房地產週期一般是18到25年，如果從2000年開始算起，這個週期的上行階段也已走得差不多了，但中國樓市何時發生拐點並不好確認。
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研究員鄒琳華表示，隨著資金面的收緊，以及地方政府對住房投資需求特別是跨區域住房投資的聯合管控，多數城市房價短期漲勢將得到抑制，前期房價上漲過快、泡沫較大的城市短期可能出現下跌，但房價上漲的壓力仍然存在。
回應
三四線城市活躍?過於樂觀了
全國炒房熱是事實！要么中央領導人特別出來講話，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至此，全國的炒房熱才剎住了腳
北京安委會：說專項行動是驅趕“低端人口”毫無根據
2017.11.25，市安全生產委員會相關負責人就社會關切接受了北京青年報專訪。
問：網上有人傳言，這次專項行動是在驅趕“低端人口”，您怎麼看？
答：說專項行動是在驅趕“低端人口”，這是不負責任、毫無根據的。這次專項行動的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生命的安全。我們針對的，是存在安全隱患的違法建設和違法經營，針對的是一些經營者只顧私利無視安全法規、無視員工和租戶安全的違法行為。需要說明的是，由於種種原因，一些外來人口選擇了在這些場所工作和居住，但他們並不了解身處的危險。我們的原則是生命至上，在這個問題上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那些無視安全的非法經營，才是對生命的漠視。
問：在專項行動中，是否個別存在工作方法簡單生硬的問題？
答：應該說，排查清理工作總體是有序的，但其中也有個別簡單生硬的情況。比如有些村的工作過於焦急，給搬遷群眾的生活安置造成了暫時困難。市委市政府對此高度重視，已經下發通知，要求即時糾正這些問題，在拆除清理隱患前必須先發通告，講清利害，深入細緻地做好群眾思想工作;在向社會或企業所發的通知公告中，要講清政策，做好引導，依法依規清理整治。尤其是要求企業要負起員工安全的責任。
北京賺得多 低端人口再艱難也不走2017-12-02 中央社
北京驅趕「低端人口」的話題持續延燒，官方原想（楨：?)藉由提高生活成本而讓大部分來自外地的「低端人口」知難而退，但由於北京收入高，即使流離失所，這些人也不願離開北京。
不過，明報記者採訪多名因清理「低端人口」而流離失所的民眾，幾乎沒人動過離開北京的念頭。
來自河北張家口的邱姓洗碗工說，她在張家口洗碗一個月包吃不包住、月薪人民幣1800元，但在北京包吃住可以賺到3500元，若節省一些，一年可存下3萬多元，遠高於在家鄉的收入。
回應
跟台灣一樣，北部花多賺多南部薪水低
在北京包吃住可以賺到3500元
是什麼讓小學生“夢想當貧困戶”？
2018.1.10，《北京日報》就“夢想當貧困戶”這一現象發表評論文章。
“我長大後一定要成為一個貧困戶。”近日，一篇署名為“某貧困縣小學生”的作文《我的理想》，在網絡上熱傳。而促使這位小朋友立此“大志”的原因竟然是，一些貧困戶“什麼也不干，就能享受各種扶持、優待”，讓人“欣羨”。
且不論該文是否假託小學生口吻，但讓人哭笑不得的“理想”的確折射出一個長期存在的現實問題：在個別地方，扶貧政策“養”出了一些“盼著送小康”的懶漢，“等靠要”思想嚴重，缺少主動脫貧的意願和動力。
有的不願吃苦，有致富的機會還要挑肥揀瘦，嫌髒怨累；有的直接“撂挑子”，整日拿著補助喝酒、打牌、睡大覺；更甚的，扶貧幹部送來的供養殖的羊，沒幾天就被端上了餐桌。
誠然，如此混日子的人只是少數，但卻是脫貧攻堅中亟須拔下的“釘子戶”。
相較於經濟生活上的“物質貧困”，這般“不著急摘帽”的“精神貧困”更值得警惕。
一段時間以來，大水漫灌的扶貧政策管“肚子”多、管“腦子”少，致使一些人懶出了“底氣”：反正吃穿不愁，就這麼耗著也挺好。這無疑給當前扶貧工作點出了重要課題，那就是如何治懶。
扶貧先扶精氣神。時下，我們強調精準扶貧，而“精準”二字講求的不僅是政策要細化到錢、房、物，因地制宜、一戶一策，更要聚焦人心，朝著志氣、幹勁等靶向多多發力。
在這方面，造血式扶貧是一個關鍵。如靠技能扶貧，讓貧困戶有乾事創業的一技之長；靠教育扶貧，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靠產業扶貧，充分挖掘當地生態等資源，讓貧困戶有能持續忙活的生計。如此一來，貧困戶就不只是口袋鼓了，還新增了“技能包”。
面對有些懈怠、懶散的貧困戶，我們要想方設法焐熱他們的心頭，讓其燃起念頭、鼓起勁頭，精神上富足起來，如此全面小康之路才能走得更順暢、更紮實。
審計署：各地清退虛假貧困戶10.18萬人970人被問責
2017.12.23，審計署審計長胡澤君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16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查出問題的整改情況。截至2017年10月底，整改金額4872.5億元，能夠按金額計量的問題整改率達到95%；處理處分相關責任人員8123人次。
對“被提前脫貧”人口逐一核查，將不符合政策要求的脫貧人口重新納入貧困人口或給予財政補助。被審計的各縣共剔除和清退不符合建檔立卡貧困人口10.18萬人，重新識別補錄貧困人口9.51萬人，完善建檔立卡數據信息21.68萬人。
一些地方還建立了扶貧對象收入財產與公安、民政、工商、稅務等部門大數據比對機制，切實提高貧困對象識別精準度。已按規定向符合條件的貧困家庭發放補助或退還資金4.01億元，收回違規使用的貸款及貼息補助等2.52億元。
回應
現在是以吃低保為榮爭貧困戶為榮！你讓貧困戶脫他就是不想脫，脫了就沒人送錢了
8億人口脫貧 世行行長：陸扶貧經驗值得借鑑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2017.10.12在華盛頓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7年秋季年會的新聞發佈會上作出上述表示，隨著大陸經濟改革和融入全球市場，使8億人口脫離貧困。世界極端貧困人口比重從40%降到目前的不到10%。
金墉還稱，世界銀行目前正與大陸在多方面展開密切合作，如努力確保偏遠地區民眾能夠獲得社會服務和醫療保障。我們正在對醫保體系進行試點改革項目，如果成功將會給整個醫保體系帶來重要變化，有助於整體改善結果。
金墉強調，世界銀行不僅幫助大陸發展，同時也從大陸吸取相關經驗。大陸使8億人口脫貧，這值得其它中等收入國家借鑒。他還表示世界銀行正在與大陸阿裡巴巴公司合作，探討解決非洲國家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
談及大陸經濟前景時，金墉認為今年大陸經濟將保持平穩增長。大陸很清楚自己的發展方向，正在實現從依賴投資和出口的經濟增長方式向以服務和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即從快速增長轉向更高品質的經濟增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也在另一場新聞發佈會上稱，鑒於大陸財政政策的支持，IMF看好2017年中國經濟前景；IMF歡迎大陸央行採取的控制信貸增長的措施，繼續推進相關措施對於控制金融風險來說很有必要。
諾貝爾和平獎的煩惱2018-05-13旺報
諾貝爾獎的授予，據稱是看該發現／發明是否已被學術業界廣泛認同，有的發現／發明的確是劃時代偉大，如愛因斯坦、楊振寧、李正道等，在其發現／發明的第二年就被授予諾貝爾獎；有的是多年後才獲廣泛認同的，如錢得拉卡，他1930年代的發現/發明，到1983年才獲獎；有的是衡量終生成就的，如屠呦呦等。近千位諾獎獲得者的發現/發明，都不外乎這3類之間。諾貝爾物理、化學、醫學、文學、經濟獎，分別由瑞典的幾個單位獨立評選授予，但和平獎例外，由挪威某單位評選。
和平獎因乏客觀標準，經常受某些西方政治意圖左右，連成功減貧7億人口的中國政府，都無緣該獎，還談什麼人權人道？即便不提政治意圖，1989諾貝爾和平獎的遴選委員會主任曾事後公開承認，選達賴喇嘛，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甘地未能及時入選的補償，這是什麼邏輯？
媒體熱議朝鮮半島峰會的「南北和」，有的說美、韓、朝的領導人應被授予2018諾貝爾和平獎，但平心而論，此時峰會的成功，沒有中國幕後發力是不可能的，這連美國總統都不得不公開承認。如果一定要搞「南北和」諾貝爾和平獎什麼的，那麼中、美、韓、朝四國的領導人，都應入列。
最近中國邀請印度領導人在武漢的「東南會」，啟動了近14億加13億人口（約全球40%）和平相處並合作繁榮的進程，在和平獎功勞簿上，中國領導豈不更勝一籌？
杜建國：這幾年為什麼很少提“希望工程”了2017-11-13 觀察者網
在上一篇《脫貧攻堅為何成不了輿論熱點？》文章中，我談到近兩年參觀過多個省區的扶貧，親眼目睹中國政府為此投入了巨大的物力與人力。至少，我能肯定在以下三個方面的脫貧是很有成效的，是很明顯的，那就是住房、醫療與教育。在上述三個領域，現在的農村比過去要好多了。下面，我盡可能通過我的直接觀察，來介紹一下住房與教育改善方面的情況，醫療方面留待它文介紹。
一、在農村很難見到破房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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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為什麼很少提“希望工程”了？也許作者故意遺漏了一點重要原因：因計劃生育和農村人口流動至城鎮，農村中小學生源驟減，希望小學被大面積荒廢。 據教育部原副部長劉利民在《求是》刊文稱，全國農村的小學從1985年的83萬所，到2000年只剩不到50萬所，近40%的學校被撤併了。而從2001~2010年10年間，全國小學由49.1萬所又減少到25.7萬所，其中農村佔減少總量的87.6%。初中由6.7萬所減少到5.5萬所，其中農村佔減少總量的91.7%。
近幾年來，一些人講中國農村怎麼破敗，甚至鼓吹要恢復什麼鄉紳制度，做為出生於農村，成長在國家級連片特困地區的我，很清楚現在的農村部分地區存在破敗的情況是什麼原因，中國農村的問題從來不是要把更多人重新拉回到農村，而是要盡可能的把農民送進城市！
完全符合我的觀點，農民要過上好日子，大量減少農業人口的基礎上重建規模化、工業化、集約化、合作化的新農村。
現在中國存在著一股強大的醜化城市化的思潮，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對舊北京的過度美化和對當代北京的過度醜化。多年來，媒體與學界大肆炮製“老北京”神話，把老北京吹噓為一個祥和、環保、宜居的古都，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老北京一刮風就是沙塵暴，一下雨就是爛泥塘，有什麼好？一個大雜院擠進去幾百人，無上下水，有什麼好？老北京的代表是什麼？就是老舍筆下的龍鬚溝，這能叫祥和環保宜居？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82歲、公園綠地星羅棋布、人均GDP已接近兩萬美元的當代北京，無論經濟、科技還是文化等都為中國做出了突出貢獻的、這樣一座吸引集聚了越來越多的人，並讓他們生活越來越好的超級大都市，怎麼就不如龍鬚溝了？怎麼就不宜居了？製造“老北京”神話，第一是為了醜化新中國，第二是為了誤導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讓中國去工業化、去城市化。
掙的比大學生多？最新調查農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2018-04-30新京报
又到5.1勞動節，作為中國勞動者隊伍中最重要的力量——農民工們生活的如何呢？
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6億人，比上年增加481萬人，增長1.7%。
截至2017年，全國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9.7歲，比上年提高0.7歲，農民工平均年齡不斷提高，部分因為50歲以上農民工所佔比重提高較快。但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逐漸成為農民工主體，2017年首次佔比超半，佔全國農民工總量的50.5%。
農民工月均收入3485元，比上年增加210元，增長6.4%。其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最高，每月平均掙4048元。
除了工作，業餘時間農民工們主要活動是看電視、上網和休息，分別佔40.7%、35.6%和28.4%。進城農民工中，對目前生活狀況表示非常滿意和比較滿意的佔56.1%，比上年提高3.8個百分點。
http://news.sina.com.cn/c/2018-04-30/doc-ifzvpatr5918354.shtml
剛剛國家傳來大消息這6億人身價漲了
2017.10.31，一部關乎6億人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被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初審。草案帶來哪些利好？
草案對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作了吸納，從立法的角度上進行了明確。
所謂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就是所有土地的所有權歸集體，農民擁有土地的承包權。後來，隨著進城務工的農民把承包土地出租、轉讓給其他人目前，農村已有30%以上的承包農戶在流轉承包地，流轉面積4.79億畝。
實行“三權分置”後，土地可以作為要素要流動起來，集中在農村能人手裡，搞現代農業和規模經營。這樣，農業產業融合發展就有了基礎，農民收入增加就有了新的製度保證。
耕地承包期屆滿後再延長三十年
這次的修正案草案確定，國家依法保護農村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並長久不變，並明確規定耕地承包期屆滿後再延長30年。
為進一步規範對個別農戶之間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的適當調整，草案劃定了紅線：
必須堅持土地承包關係穩定、不得打亂重分的原則；必須經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村民會議2/3以上成員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並報鄉（鎮）人民政府和縣級人民政府農業等行政主管部門批准。
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土地經營權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
草案還規定，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土地經營權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第三方通過流轉取得的土地經營權，經承包方或其委託代理人書面同意，可以向金融機構融資擔保。這大大激發了農村土地的金融屬性，讓農民不再只是獲得土地上的單純的農作物收入，同時還能夠獲得土地價值收益。
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權作為農民進城落戶的條件
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進了城，原先的承包地怎麼辦？這個問題最受廣大農民關注。此次草案也有明確規定，刪除了現行法律中關於承包方全家遷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將承包地交回發包方的規定。
除了上面些福利，國家還有更多的好政策，促進現代農業發展，讓農民受益！
1。三部門發文：鼓勵地方做大做強優勢特色產業
2。國家發改委：到2020年建成300個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示範園
利好政策頻出，農業機會不斷湧現。展望30年後，鄉村依舊，但會出現很多莊園與現代化農場，村里居住的絕大多數是有文化又有錢的村民。你是願意留在城市，還是回到農村？
回應
這個政策對農民奔小康確實是個天大的福利。
給農民那麼多優惠也賴著北京不走，還動不動數落北京人，特別是四川的女人特別野蠻。
那你是沒有看見過更野蠻的地方的人，見識短淺的傢伙
既非所有者又非經營者，中間這個“承包者”顯然是多餘的，加重了經營者的壓力，既不利於發展經濟和保護耕地，同時也是對社會主義公有製和社會公平公正的一種破壞。
這說明你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穩定劑的作用的農民土地承包製度認識的非常淺薄
現實是有大量的嫁入城鎮的農村女性被野蠻剝奪了土地承包權。她們原所在的村根本就不分土地給她們。
承包期過長、不調整，很多死人有地、後出生的人沒地不公平。
當前農村土地問題矛盾較多。一是新出生的孩子不能及時分給土地。二是從農村走出去的青少年，戶口已轉城市多年卻仍佔著土地不交。三是去世老人佔著土地不交。四是某些人把自家耕地用來建樓房，審批只需村長吃餐飯搞定。沒有相關細則出台是不行的。
民以食為天。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目前也面臨不少新的困難和挑戰，農業基礎仍然薄弱、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後。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好我國“三農”問題的必然選擇。
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公報公佈近九成村莊通了寬帶互聯網
國家統計局2017.12.14發布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公報顯示，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推進，與10年前相比，我國鄉鎮數量減少了8.1%，自然村減少了3.8%，但農村水電路氣房等基礎設施條件明顯改善，七成多通村道路為水泥路面，近九成的村通了寬帶互聯網。此次普查顯示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現代農業建設成就輝煌，農村面貌和環境明顯改善，農民生活質量顯著提高。
據新華社14日消息，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是繼1996年和2006年兩次全國農業普查之後，我國又一次摸清全國“三農”家底的大普查。
國務院農普辦主任鮮祖德介紹，農業普查獲得了海量反映我國“三農”最新家底的基礎數據，查清了糧食、棉花、畜禽、水產品等主要農業生產底數，系統反映了農民和農村新變化。同時，獲取了農業規模化經營、農村基礎設施及環境等方面常規統計調查沒有覆蓋的信息，填補了“三農”統計上的空白。
由於我國的農業普查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普查之一，組織實施難度很大，《經濟日報》15日報導稱，為準確摸清家底，近400萬名普查員和普查指導員進村入戶，嚴格按照普查規程和要求調查登記，全國共調查了60多萬個村、2.3億住戶和200多萬個單位。根據事後質量抽查和對現場調查數據的分析評估結果，本次農業普查登記戶的漏報率為0.19%，普查指標數據差異率為0.40%，低於二農普0.63%的水平，數據質量達到設計要求，數據質量可靠，真實反映了“三農”的發展變化情況。
一、現代農業建設：綜合生產能力增強、機械化水平提高
全國糧食總產量2006年低於10000億斤，2013年首次突破12000億斤大關，2014-2017年連續四年穩定在12000億斤以上，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躍上新台階，確保了國家糧食安全。全國肉類總產量和水產品總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主要經濟作物棉花、油料、糖料、蔬菜、水果等保持較高產量水平，為保障大宗農產品基本供給奠定了堅實基礎。
農業機械化達到較高水平。2016年末全國聯合收穫機114萬台，比2006年末增長105.3%；排灌動力機械1431萬台，增長6.1%。三大糧食作物達到較高機械化水平，小麥機耕、機播和機收的比重分別達到94.5%、82.0%和92.2%；玉米機耕、機播和機收的比重分別為73.7%、69.9%和61.7 %；稻穀機耕、機播和機收的比重分別為83.3%、29.0%和80.1%。
農田水利條件明顯改善。2016年末全國能夠正常使用的機電井和排灌站比2006年末分別增長8.2%和8.9%，能夠正常使用的灌溉用水塘和水庫數量合計增長53.3%。2016年灌溉耕地面積佔實際耕種耕地面積的比重達到55.2%，夯實了農業生產基礎。
農業生產經營人員文化素質提高。2016年全國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管理活動一個月以上的人員數量為3.14億人，比2006年下降8.7%。農業生產經營人員文化素質提高。2016年，初中文化程度的農業生產經營人員佔比為48.4%，比2006年提高3.3個百分點；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的為7.1%，提高3.0個百分點；大專及以上的為1.2%，提高1.0個百分點。
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大量湧現。2016年末全國農業經營單位達到204萬個，比2006年增長417.4%。農民專業合作社幾乎從無到有，快速發展，提高了農業生產經營的組織化程度。2016年末以農業生產經營或服務為主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達到91萬個。
二、農村建設：基礎設施改善、社會服務進步
農村基礎設施條件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推進，鄉、村組織數量減少。2016年末全國鄉鎮31925個，比2006年減少8.1%；村委會和涉農居委會596450個，減少6.4%；自然村317萬個，減少3.8%。但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2006年相比，2016年末，全國通村主要道路為水泥路面的村所佔比重為76.4%，提高41.2個百分點；村內主要道路為水泥路面的村比重為80.9%，提高53.2個百分點；村內主要道路有路燈的村比重為61.9%，提高40.1個百分點。有73.9%的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或部分集中處理，提高58.1個百分點。
農村基本社會服務全面進步。2016年末，全國有幼兒園、托兒所的村佔全部村的比重為32.3%，比2006年提高2.2個百分點。有衛生室的村比重為81.9%，提高7.6個百分點。
農村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2016年，全國開展旅遊接待的村佔全部村的比重為4.9%，比2006年提高2.7個百分點。農村電商由無到有，2016年全國超過1/4的村有電子商務配送站點，有4.4萬規模農業經營戶和5.1萬個農業經營單位通過電子商務銷售農產品。規模農業經營戶和農業經營單位從事設施農業的分別有48.6萬戶和13.1萬個，從事循環農業生產的分別有12.6萬戶和7.2萬個，從事工廠化生產的分別有1.8萬戶和2.5萬個。大量返鄉下鄉人員在農村創業創新，為農村發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三、農民：住房水平、生活質量提高
農民住房水平顯著提高。2016年末，99.5%的農戶擁有自己的住房，其中，擁有1處住房的農戶佔比為87.0%，比2006年下降5.5個百分點；擁有2處和3處住房的農戶所佔比重分別為11.6%和0.9%，分別比2006年提高5.2個百分點和0.5個百分點；擁有商品房的農戶達到1997萬戶，佔全部農戶的比重為8.7%，而10年前很少有農戶購買商品房。
農民生活質量明顯改善。據城鄉住戶調查結果，2016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2363元，比2012年增長47.4%，實際增長36.3%，年均實際增長8.0%。十八大以來，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速比城鎮居民高1.5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差距擴大的趨勢成功實現逆轉。2016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為2.72（農村居民收入為1），比2012年下降0.16。農村居民恩格爾係數為32.2%，比2012年下降5.3個百分點，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2016年末，有近1.1億農戶飲用經過淨化處理的自來水，佔全部農戶的比重為47.7%，比2006年提高24.6個百分點。使用水沖式衛生廁所的農戶有8339萬戶，佔全部農戶的比重為36.2%。
耐用消費品擁有數量增加。2016年，全國平均每百戶農戶擁有小汽車24.8台，比2006年增加21.4台；彩色電視機115.2台，增加27.9台；電腦32.2台，增加30.0台；手機244.3部，增加174.5部。
衛生設施條件改善。2016年，使用水沖式衛生廁所的農戶有8339萬戶，佔全部農戶的比重為36.2%；使用衛生旱廁的2859萬戶，佔12.4%。
農業農村農民基本情況
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共調查了31925個鄉鎮，其中鄉11081個，鎮20844個；596450個村，其中556264個村委會，40186個涉農居委會；317萬個自然村；15萬個2006年以後新建的農村居民定居點。
一、農業經營主體
2016年，全國共有204萬個農業經營單位。2016年末，在工商部門註冊的農民合作社總數179萬個，其中，農業普查登記的以農業生產經營或服務為主的農民合作社91萬個；20743萬農業經營戶，其中，398萬規模農業經營戶。全國共有31422萬農業生產經營人員。
二、農業機械擁有量
2016年末，全國共有拖拉機2690萬台，耕整機513萬台，旋耕機825萬台，播種機652萬台，水稻插秧機68萬台，聯合收穫機114萬台，機動脫粒機1031萬台。
三、土地利用
2016年末，耕地面積134921千公頃，實際經營的林地面積（不含未納入生態公益林補償面積的生態林防護林）203046千公頃，實際經營的牧草地（草場）面積224388千公頃。
四、農村基礎設施
2016年末，在鄉鎮地域範圍內，有火車站的鄉鎮佔8.6%，有碼頭的佔7.7%，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佔21.5%；99.3%的村通公路。
2016年末，全國99.7%的村通電，11.9%的村通天然氣。25.1%的村有電子商務配送站點。
2016年末，91.3%的鄉鎮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90.8%的鄉鎮生活垃圾集中或部分集中處理。73.9%的村生活垃圾集中處理或部分集中處理，17.4%的村生活污水集中處理或部分集中處理，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廁。
五、農村基本公共服務
2016年末，96.8%的鄉鎮有圖書館、文化站，11.9%的鄉鎮有劇場、影劇院，16.6%的鄉鎮有體育場館，70.6%的鄉鎮有公園及休閒健身廣場。59.2%的村有體育健身場所。
2016年末，96.5%的鄉鎮有幼兒園、托兒所，98.0%的鄉鎮有小學；32.3%的村有幼兒園、托兒所。
2016年末，99.9%的鄉鎮有醫療衛生機構，98.4%的鄉鎮有執業（助理）醫師，66.8%的鄉鎮有社會福利收養性單位。81.9%的村有衛生室。
六、農民生活條件
2016年末，99.5%的戶擁有自己的住房，47.7%的戶使用經過淨化處理的自來水，36.2%的戶使用水沖式衛生廁所。
回應
肯定有人不信九成村莊通了寬帶互聯網，要明白村莊通了寬帶互聯網不代表每戶都用了
是行政村通寬帶，不是家庭普及率，國家長期規劃目標，到2020年，農村家庭普及率目標也只有70%，懷疑的人是不太懂統計的.
“農田水利條件明顯改善.”懷疑這條，因為我們這邊已經很久沒有維修水利設施了，以前修下來的很多水渠也廢了
我們那裡這兩年已經開始重新進行農田水利建設——類似滴灌那種，幾年前就通了自來水——大家做飯用自來水，附近道路今年也都硬化了，網絡幾年前就有了，只有年輕人在家比較多的家庭開通了寬帶，今年也開始搞土地流轉了…這都是這些年的變化
90後返鄉青年：離開還是留下？2018-03-12 劉臻
“返鄉青年”一直是農村發展研究關注的一個群體，經常被熱議，且關注點多集中在在返鄉後有所成就的年輕人身上，這種成就的特徵性明顯，指的是返鄉創業。返鄉創業的青年人，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本地人，另一部分是外地青年，這兩個群體都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及資源鏈接能力。
現實中，大部分所謂的“返鄉青年”並不是上面所羅列的這兩類群體，而是指接受初高中教育後投入“打工潮”，後因金融危機失業不得不返鄉的本地青年，而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人群指向又有了新變化，即90後返鄉青年。
90後返鄉青年，除了小部分是完成本科、研究生學業後返鄉創業成功的本地/外地青年外，大部分都是具有大專學歷，應聘到村子裡的機構、公司等組織工作的本地青年，在受教育程度上遠高於前文提及的“現實中的返鄉青年”。這部分年輕人流動性極大，而且數量極少，並不是村莊里穩定的人員，離開鄉村返回城市打工成為他們返鄉後的一大特點。
這種特點的形成原因有三。第一，在城市完成大專教育期間已經逐漸形成“市民意識”，對鄉土慢慢淡忘，返鄉後不能完全融入農村社區，“逃離”成為他們越來越強烈的需求；
第二，長期以來，農村形成了“受教育後要外出務工”的意識，村民不能完全理解年輕人回村的行為，這些返鄉青年被貼上“沒能力”“吃閒飯”等標籤，為了撕去這些標籤，他們不得不繼續外出務工；
第三，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村莊經濟發展吸引年輕人返鄉，但目前新農村發展的經濟類型不能完全滿足90後本村青年的發展需求，繼續回到城市尋求自身發展成為他們返鄉後日漸清晰的思路。
筆者曾以志願者身份在河南某村服務過一年，期間認識了幾位返鄉就業的本地90後青年，但他們後來又重新離開村莊，回到城市就業。我不禁產生疑問：90後返鄉青年，是離開還是留下？
小張是村子裡剛剛大專畢業、返鄉就業的年輕人，應聘到一家當地的社會組織，薪資符合當地的經濟水平，但肯定不及外出務工的薪資，日常工作是運營管理村莊一個公共空間、負責給村莊的孩子做一些自然教育活動。
在他參與村莊社區建設的一年時間裡，公共空間初見起色，引入了快遞業務，滿足了村民對於網購的需求，此外，所在機構負責人多次提供出外學習自然教育先進經驗機會，使其可以在村莊定期開展自然教育活動，極大豐富了本村孩子的業餘生活。
關於小張返鄉的原因，他說，“作為這個村莊的年輕人，我想為村莊做點事情”。正是這個原因，他才選擇加入當地的社會組織，投入草根公益，服務他成長的村子。但對於鄉村來說，公益是一個相當陌生的詞彙，小張所在村子也不例外。這個村莊由於新農村建設初見成效，形成了鄉村旅遊的發展模式，在村莊發展的過程中，當地社會組織長達十年的服務功不可沒。
對於普通村民來說，如果問他們如何評價當地社會組織的行為，他們無法區分政府和社會組織的關係，以為社會組織就是政府。在他們的意識裡，公益是一個未知領域。村民們讚賞當地社會組織對村莊的服務，但對於小張這種大專畢業後返鄉加入本地社會組織服務村莊的行為，村民未必是讚賞的，因為在他們的傳統思想裡，讀了書的年輕人應該出去賺錢，而不是待在村子裡，更有甚者會認為這是在“啃老”。
在這種不被村莊所理解的氛圍下，小張在村子裡服務了一年。一年後，他漸漸產生了外出務工的想法。“我想出去外面闖闖，我還是想賺錢，我想去外面學習，現在村子很多人都覺得我現在做的事情很簡單，但是這些事情都是需要不斷學習後才可以完成的”。小張漸漸陷入了矛盾，一方面他想留在村子繼續為村莊服務，但村民似乎不太理解他這種行為；另一方面，他也像正常年輕人一樣渴望城市的各種服務、便利，找到一份可以賺錢的工作。
在問到如果出去想從事什麼職業的時候，小張似乎有了自己的小藍圖。“因為我讀書時的專業是市場營銷，我可能會去做銷售，雖然不確定是不是對自己未來會有所幫助，但銷售應該可以讓我認識更多的人，積攢我的人脈，我可以利用這個人脈來做我的副業，租一個店鋪，賺點小錢”。
小張的這種想法跟現在絕大部分鄉村年輕人一樣，渴望自己有所發展，不過把這種想法落在現階段農村環境下似乎看不到實現的可能性。年輕人的訴求在農村這一層級是很難得到滿足的，目前農村仍沒有完善的基礎設施配備，沒有豐富的文化娛樂活動，更沒有多樣的職業崗位選擇，農村的這些不完備，儼然已經形成一種推力，默默地推著小張離開村莊。
在筆者離開小張所在的村子至目前為止，他還留在了這個村莊，但他仍認為出去是最佳選擇。羈絆小張仍沒有離開村子的因素只有一個，就是他仍留戀這個村莊。
“我覺得在我離開之前，想再為這個村子做點什麼”。至於“做點什麼”，小張又出現了新問題，就是雖然想做些事情服務村莊，但不知道要做些什麼。由於缺乏適當的引導，一個本村的90後年輕人很難形成具體的行動。鄉村也是一個社會，這個社會跟我們所講的城市社會還不一樣，這裡面的不穩定因素更多，小張急需一些導師去引導、一些長輩去幫助，但目前為止，這似乎都沒有出現，進而讓他越來越顯得“孤軍奮戰”，這在一定程度更加劇了他離開的意願。
就小張在村莊的經歷，反映了現階段90後返鄉青年遇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是離開村莊呢，還是留在村莊？
選擇離開，無可厚非，城市可以提供給他們更多的職業選擇，在城市，會遇到伯樂、知己、朋友、伴侶等，這是一種無形的拉力在吸引著他們前往。
要不要“逃離北上廣”？看看這5個年輕人的故事
北京青年報2017-03-24刊發5篇關於“北上廣”的青年話題文章。文章講述了年輕人對北上廣去與留的觀點分析。
1.壓垮青春的不是北京而是你沒有闖蕩的心
在去留北京的討論中，幾乎所有人的答案都有一個預設，那就留在北京是順理成章的，離開北京是被迫無奈的。這種北京宿命論的思維模式，讓活在北京的人身負重擔，讓離開的人顯得無比悲壯。然而，工作和生活在哪一座城市，從來都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我有一個大學同學，江蘇人，學法律，讀研時上了一個幾乎年年有記者採訪的專業方向，還順利找到了人生伴侶，看上去前程似錦。果然，畢業時他拿到了北京市某市級機關的錄用通知。留下來，這裡師兄多、人脈廣，公務員也有解決住房問題的可能性。但是，他卻義無反顧地跟著重慶媳婦到成都安家，雖說也是一家省直機關，但一個東部青年就這麼“支援西部”，還是讓人略感驚訝。
不過很快，朋友們對他的決定表達了理解。朋友圈裡，他曬騎自行車上下班，在家裡支持下全款買下新房，和媳婦做做小菜，秀秀恩愛，日子過得優哉游哉。生活節奏緩慢的成都，看來可以滿足一個巨蟹座男人的所有需求。他沒有太大的野心，對留在北京打拼這個問題想也沒有想過。
這本來就是一個正常的人生選項，中國有北上廣深，也有杭州、蘇州、成都、廈門等發展迅速的二線城市。這些年來，我們只看到北京的房價嗖嗖嗖地往上躥，卻看不到這些城市通了地鐵、建了新區，還辦了若干場國際盛會，越來越有大都市的模樣了。以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依賴少數幾座一線城市拉動城市化進程，本身並不現實。現在這些新興的城市，你叫它們“準一線城市”也好，“強二線城市”也罷，總之縮短了與北上廣深的差距，而且還沒有那麼嚴重的大城市病。
在大城市生活，到底有什麼好處？下樓就有便利店，淘寶購物次日達，出門幾步電影院，這些生活層面的便利讓人上癮。要知道，在很多縣城，還沒有標準化的便利店，快遞也要多走兩三天，“無印良品”變成了高度山寨的“名創優品”，“你們城里人玩的”或許根本就進不來。但是，大城市的這些優勢並不會永遠保持下去，物質層面的鴻溝將被慢慢填補。
大城市會長期保持的優勢，可能是充分的競爭環境，始終走在前面的產業氛圍。前段時間，有人開玩笑說，在中關村附近的咖啡館裡，推門進去就能聽到有人談創業，動輒就是幾百萬元的投資（這僅僅是天使輪）。與中小城市普通人積累財富的方式不同，大城市的弄潮兒習慣以一種跨越式的思維引導經濟趨勢。有點殘酷地說，如果現在你想創辦一家有真正創新點的公司，不在北京可能真玩不轉。
辦事不依靠關係，憑藉規則，大城市更接近於這樣的理想環境。再不濟，在北京網拍一段視頻上網，所獲得的傳播力也高過中國大多數地方吧，受了委屈，總有你可以紓解的地方。不像在小地方，傳統秩序就像一張網一樣密密麻麻，你只有按照網格走，才能感到輕鬆，想要飛出去根本沒門兒。
其實，影響去留北京的決定性條件，並不是房子、戶口這些外在的因素，而在於你是否有一顆在大城市闖蕩的心。你要劈柴、餵馬，或許喧鬧的北京早就不適合你，你應該“一路向西去大理”；你要升職加薪當上總經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或許可以在北京試試，至少在名片上印一個某某科技公司創始人的頭銜，不算什麼難事。
2.魔性的北京容忍你可勁兒地“造”
“逃離北上廣”早就成了一種集體抒情病，一個小由頭，就能觸發大規模蔓延。每到這個時候，我都會乖巧地閉上嘴巴。
其實，我也算得上是一個“北漂”。沒落著北京戶口，棲身據說江河日下的媒體行業，守著一點知識分子的清高，工作幾年下來，收入水平終於能向互聯網、金融行業的應屆生看齊了。可是，我又不太符合“北漂”的標准設定：運氣不算差，幾年前買了唯一一套房，據說升值了不少。慚愧地掏空了老一輩，工資的大頭都丟給了銀行還貸款，可好歹，在一輪又一輪的房市恐慌中，我能有底氣屏蔽一切房價信息、房產政策。
可是，我沒有多少值得慶幸的理由。不過早生了兩年，趕上了班次還湊合的車，可這趟車駛向何方，我心裡一點底都沒有。這種感覺，就像是排長隊，排在你後頭的人越來越多，你因此暗爽一下，事實是，隊伍依舊沒怎麼往前挪。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容易，現實如此，不必過於憤世嫉俗。但如果“一代人更比一代人不容易”，人人都在懷念“the good old days”，這個時代肯定有病。也是可悲，這種病加重的速度，似乎越來越快了，以往還感慨“沒趕上十年前的好時候”，現在是每早出生一年，就會少吃一點虧似的。
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焦慮的更迭和升級尤其迅猛。如果只是以收入、物質生活質量這樣的標準衡量，即便名校畢業、能力不賴如我，也沒有什麼勝利可言。
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也常常問自己，這個城市是不是真正接納了我？畢竟，我的戶口還在老家省會的人才市場“漂”著。雖然依我的性子，這都不算事兒，不過是老家的父母、親戚私底下埋怨你幾句“沒本事”而已。可一旦要去考個駕照，辦個護照什麼的，我就知道，終歸我是個“外地人”。
以我的收入水平，回到老家那安逸的南方城市，淘寶給我的推薦頁，絕不會被廉價的爆款佔滿，也不至於一部手機三四年捨不得換。可是，我從來沒想過“逃”回家鄉。
北京實在是個“魔性”的城市。各種“稀奇古怪”的人在這裡茁壯生長，原因無他，這裡的可能性實在太多。要說哪個地方能容忍你可勁兒地“造”，恐怕也就是北上廣了。
小城市的歲月安穩，但其實探進頭去看，也許談不上“靜好”。一切都彷彿是有公式的。畢業之後，最好去做公務員，再不濟進個事業單位，然後等著升級，最好不必打怪。“什麼，你都二十五了，還沒有男朋友？”“三十歲了，竟然還不生孩子？”“你同學和你一年畢業，掙的工資是你的兩倍，看，還是人家工作找得到。”“什麼？你說理想和情懷？能吃嗎？”
小城市單純，可所有問題的答案都太單一，太不給勁兒了。人只能活一回啊，要是只有一種選項，可真對不起讀過的小說，聽過的小情歌。
我一朋友，辭掉了收成穩定的金融行業工作，跑去拍電影了。換作在家鄉小城，這大概要被貼上加粗的“不靠譜”標籤了吧？恐怕早就被各路“勢力”阻止了。可在北京，沒人覺得他不正常。也許他會失敗，也許會鎩羽而歸，但不試一下，誰知道自己可以成為什麼樣的人。
說句大實話，我迷茫透了，只知道心中有抱負，心中有追求，但非要描述想要什麼，我只感到內心無邊的靜默和慌張。我留戀北京，最重要的原因，大概是這城市對我這種“異端”的容忍度，還是比較高的。玩笑地說，這是因為大家都很忙的，誰有空管你，於是也就和你和諧共處了。但我想說的是，只要你有才華，肯下功夫，即便無可依傍，在這個巨大而擁擠的城市裡，總能找得到發光的地方。
………………..
回應
不要洗地。北京這麼高房價，說什麼冒險家的樂園。我就不看好文中這幾個青年，他們最後還是會灰頭土臉的被北京打敗。這幾個小孩樂觀的理由只是因為年輕。北京不是勞動人民的冒險樂園，是資本的冒險樂園。
逃離北上廣?這不是南方系當年忽悠年輕人的說法嗎。
為啥非要那麼在意房價了，我也在廣州上學讀的也是985，我就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在廣州定居，因為我覺得為了一套房子把一生都搭進去實在是一件不值得事，而且很多人認為留在北上廣是因為哪裡各方面資源都好，很多人還考慮了什麼子女教育，其實我覺得在家鄉雖然可能職業生涯沒有那麼光彩，但是想你這種水平的人在家鄉絕對可以過得很充實，不被房價所累，說道教育的問題，既然我們都能從家鄉的小城市通過努力考上好學校，憑什麼會認為我們的子女不能這樣了，所以讓我們的小孩在小城市上學也沒什麼不好的。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7_03_24_400231.shtml
美國式“逃離北上廣” 2017.3.23中國青年報
誰能做到對一項選擇永遠執迷、毫無猶豫呢？
又到了北京房價飛漲，“逃離北上廣”呼聲高漲的時候。有人說北京房價過高，說起未來毫無希望，辛酸難抑。也有人反駁：還有比北京更給年輕人機會的城市嗎？說要離開，也許是期望得到的太多。
前陣子我坐在月薪3000元的朋友花18萬元買的公寓裡，看著這些爭論，心情別緻。這裡的小公寓位於亞特蘭大，“元”是指美元，“月薪”則是博士生的獎學金。歐式紅磚樓，套內面積60平方米，買下來的時候就是精裝修——這就是美國年輕人“逃離”了紐約之後的生活。
美國的年輕人也有他們很愛，然而不得不離開的城市。
這個城市可能位於加利福尼亞。這裡陽光燦爛，文化多元，還有大把的高薪工作機會。只是房價飆得老高，舊金山別墅的均價已經接近百萬美元，很多人覺得不能接受。在亞特蘭大的時候，我曾遇到一個開“優步”的司機，剛剛從加州離開：“當我們的房東把開間的房租漲到3000美元的時候，我對女朋友說，夠了，這簡直是瘋了。於是我們開始找工作，最後來了亞特蘭大。工資比原來少了兩成，可現在我們在這兒最出名的富人區租了一個兩居室，只要1600美元一個月。”
他唯一擔心的，就是比起加州，亞特蘭大就有冬天了。在四季如春的加州住慣了，冬天會難過嗎？
而我的朋友艾薇，永遠都在懷念她的紐約。紐約對她來說意味著藝術氛圍，溫馨的咖啡館，與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輕朋友。紐約也意味著更多元的價值觀，這句話落到現實中，就意味著，像她這樣的亞裔女性，會比一個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
但她知道：在紐約，我們負擔不起現在這樣的生活。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美國年輕一代的徬徨，與國內青年在“北上廣”與“老家”之間的兩難，何其類似。
但有得選擇，總是好事。
在亞特蘭大，艾薇還是能遇到越南裔的好朋友。在那個家庭裡，父母都是開美甲店的越南難民，而從小在美甲店裡幫工的女兒，最後考上了哈佛大學。
這是這些在大城市做了“逃兵”的美國人最幸運的一點。不會有人篤定地對他們說，“就只有這個城市最好，不留在這兒，你也沒路可走”，而你也知道他是對的。
學理工，亞特蘭大的理工學院遠比紐約大學好；孟菲斯或是休斯頓這樣二三十萬美元就能買別墅的城市，也擁有著不輸於紐約或加州的世界一流醫療資源。公立學校的評分有高有低，但學校之間並沒有懸殊的城鄉差距，好大學的選擇也有很多，紐約有，加州有，波士頓有，每一個州都有。
其實，比起北上廣，這裡的大城市也並不那麼難留——富人區就算沒你的位置，那就離城半小時車程，一小時車程……只要開得夠遠，總有適合你的房價。環境也還一樣怡人，屋前總有個小花園，即便住的是100年前建立的房子，廚衛總可以齊全。拿著一張印著地址的水電費賬單證明你確實居住在這個學區，孩子就有學上。
2016年年末，一個名為“透明加州”的非營利性組織從政府公開資料中發現，2015年灣區一位張姓地鐵清潔工全年的收入竟超過了27萬美元——當地地鐵清潔工的基本薪資是一年5萬多美元，但他每週工作114小時，生生賺出了超過基本工資好幾倍的加班費。
是的，做清潔工也能做成百萬富翁——過去三年，這位負責清掃灣區地鐵的張先生一共賺了超過68萬美元的薪水。
只是，美國大多數人並沒那麼執著於挨苦。
那並不是一個短處：不願挨苦，是因為他們有更優的選擇。
他們想走便走，要留便留，離開或留下都是尋常事。只是賺錢雖然容易，實現夢想卻難之又難。夢想破碎的痛苦也是難以衡量的。但在痛苦之餘，不論是走還是留，促使他們做出選擇的原因，總不是被居住、醫療、教育或經濟狀況這些因素逼到了無可退讓之處。
也正是因此，看著國內形形色色激動的討論，總會有揮之不去的辛酸感。
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別以為還有回老家這條退路2017-03-19魏英傑
近期，幾個一線和熱點城市房價又蠢蠢欲動了。其實這波樓市熱一直就沒消停，只是最近人們才猛然醒悟，原來統計數據上所說的成交量回落、價格趨緩是怎麼一回事。說白了，就是控住新建樓盤的上市時間和價格，讓數據好看一些。
於是，在一種“再不買票上車就將永遠錯過”的焦灼心態下，許多購房者又一頭扎進樓市。有購房者價格談著談著，談到最後出手的價格比最初還高，就是這麼來的。
據悉，北京在五環內已經找不到單價6萬元以下的二手房，上海、深圳則已超過單價5萬元。當然，這只是泛泛而談，具體地段、樓盤價格都不一樣，不能簡單對比。
若是從切身感受來講，冰川思想庫的任大剛同學提到過，他十多年在上海買了一套房子，去年的總價夠他在四川老家的縣城裡買12套房子。前幾天他又說，現在的總價對比去年，還可以多蓋幾間店面。
人生就是這麼奇葩。你在一個地方工作十幾年，不吃不喝攢的錢，到頭來還不如一套房子隨便一漲賺到手的錢。
這也讓許多人痛心疾首，當初為什麼相信專家說的房價會跌，導致一失手成千古恨，至今還只能租房子住。眼見這房價還在蹭蹭漲，再摸摸口袋裡的銅板，當初沒買的，現在恐怕更加買不起了。
所以，最近朋友圈裡又有人說起，大城市房價太高買不起，不如逃離，收拾收拾回老家去。
對此，身居北京的冰川思想庫的龍樹同學又說了，北京房價還會再漲10年，這是因為經濟創新的活躍度與房價之間有強烈的正相關。然後他話題一轉，勸告那些聲言要逃離北京的人，只要不放棄財富逆襲、階層上升的夢想，總有屬於自己的機會。
高房價不是促使有些人產生逃離念頭的唯一原因，還有不少人是因為工作壓力大、生活成本高以及空氣污染嚴重等因素而想離開大城市。
但不管什麼理由，這裡想補充一句：別淨瞎想在大城市裡混不下去的話，還有回老家這一條退路。
這條路早就給堵死了。
這裡所說的“老家”，特指那些連三四線城市都不是的五六線城市和農村地區。
像我們這些十幾二十年前就從農村進入城裡打拼、娶妻生兒育女的60後、70後，老家更是越來越遙不可及，哪怕想回也是回不去了。
從我個人經歷來講，就能說明不少問題。
比如這幾年，由於工作壓力大、生活作息沒規律，我太太不止一次跟我說，其實咱們把杭州的房子賣了，回福建泉州老家生活也挺好。
她本身並不是福建人，但每次回泉州老家，看到那裡的天空總是那麼藍，空氣質量那麼好，海邊沙灘風格無限，海鮮既新鮮又便宜，加上那麼多親戚大人小孩湊在一起那麼熱鬧，她就覺得在老家過日子比在杭州肯定滋潤多了。
有時候我自己也會感慨，費盡力氣才在城市里扎根，工作生活也穩定，可回頭一看，自己所追求的品質生活，真還不如老家的好。
我也經常跟她說，早知道這樣，還折騰啥呢。
只不過，這時候不管我們誰說：兒子讀書怎麼辦？另外一個人馬上沉默無語了。所有事情我們都想得開，可一旦碰到這個問題，我們誰也不敢率性了。
這倒不是說老家沒有好學校。說來好玩，我在老家住的地方，現在竟然是文教區了。在老家生活了二十幾年，真沒發現這一點。你看，我家與當地一所大學僅一牆之隔（村里就有學生街），小學、中學也在周邊，近年來一所全省重點高中也搬至附近，這條件無論是放在北上廣還是杭州等二線城市，必須就是學區房啊。
但是，且不說兒子回老家能否上重點學校，兩個地方的教育環境和氛圍肯定不一樣，成長條件也不一樣。這就意味著，如果要回老家，首先在兒子的教育問題上，我們就可能需要作出妥協，至少是要賭一把。只要看到各大城市裡那麼多家長為子女上學問題擠破了頭、花費那麼多精力，又怎麼賭得下去？
說得更悲情一點，我們這代人好不容易才擠進城市，讓子女能夠理直氣壯地成為“城里人”，要是再回老家，豈不等於讓子女重走“長征路”？
更有經濟條件的，有些人已經走得更前面，帶著子女移民出國了，還有些人乾脆把子女生在國外，把自己變成老外他爹（媽）。不移民也就罷了，再把子女“整”回農村，哪怕生活條件不會太差，又於心何忍？
這還只是子女教育問題，個人的工作、生活、交際方面，也不能不考慮。別看現在是互聯網時代，似乎在哪裡進行工作都沒問題，實則不然。
就說碼字這個職業吧，或許比其他朝九晚五的工作自由，而且只要帶著筆記本，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開工。實際上，長期生活在哪個地方，對個人的識見與判斷能力，還是會有潛移默化影響的。雖然這更多取決於個人，但並不是說周圍環境、人際交往就一點都沒有影響。
話說當年，自己可不就是因為感覺與周圍人群格格不入，這才逃離故鄉、漂泊在外的嘛。
再說像我太太這樣的資深文學青年，讓她跟我回老家，天天和家裡親戚七嘴八舌、打牌玩耍，剛開始可能會覺得其樂融融，恐怕用不了一個月就會膩歪了吧。何況，就像我跟她說的，如果回老家後兩個人鬧點小彆扭，她肯定會覺得是被欺負了，畢竟那是我的老家，而不是她的老家。
所以，逃離大城市對我們來講，充其量只是發發牢騷而已，根本沒辦法當真。
我這算是代表了從小生活在農村，長大後“泥腿子進城”、在大城市里安家落戶的一部分人的想法吧。這部分人裡，可能還有不少已經實現“財富自由”的人，對他們來講，搬回老家就不能叫“逃離”城市，基本上就是“衣錦還鄉”了。
至於那些在大城市裡還沒站穩腳跟的年輕人，他們雖然有隨時逃離的“自由”，但從社會資源、事業機會以及個人成長看，其實並沒有太多選擇。
2016年12月，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心理學研究中心發布了一份《社會心態藍皮書：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2016）》。調查顯示，由於返回小城市後面臨“工作機會少，做什麼都需要靠關係”的局面，身在異鄉為異客，回到故鄉仍為異客，令不少年輕人又萌生了逃回北上廣或者從四線城市重返二、三線的想法。
2015年年初，騰訊做過一個基於QQ用戶的大數據分析，即“QQ大數據之逃離北上廣深”，調查結果頗有意思：當年春節過後，約1084萬的人逃離了北上廣深，同一時期又有超過兩千萬新的QQ用戶來到北上廣深“尋夢”。調查還顯示，在逃離的人群中，有27.1%的用戶想重回北上廣深。
從這些調查來看，從北上廣深逃離的人，何嘗不是在為後來進入者“讓路”。
一個人逃離大城市，並不說明他就是一個loser。但總的來講，大城市意味著更多機會更多選擇以及更多可能性，這些東西可以豐富一個人的人生，滋潤一個人的心靈，還可以幫助一個人實現夢想，而這一切可能是曾經滋養過我們的老家所無法給予的。
無論走到哪裡，老家總是令人惦記，這是一種濃得化不開的鄉愁。只不過到了今天，在各種資源日益向大城市聚集的時代大潮中，鄉愁更像是一封貼上郵票卻不知寄往何處的信件。
人生沒有B計劃，活過的日子就是歷史。醒醒吧，別再以為自己還有回老家這條退路。
回應
確實如此，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什麼都上漲，農村經濟你也不一定消費的起
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況吧，比如我剛畢業，來到大城市，房租水電費好貴好貴的，在此打拼不如回老家找個工資低一些的工作。也不用租房。
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 農村幹什公都得找關係,還是大城市相對公平些;--為了下一代,勇敢地在大城市打拼下去吧!
不公平是絕對的，公平才是相對的。
達不到的他鄉，回不去的故鄉
有點悲情，不過頗有道理。過去的已成歷史，回不去。向前看，儘管曲折，總能走出一片天地，退縮是弱者的選擇。人來到世上，怎能只是安逸的生活，寧願當炮灰都不苟且！
老家是大多數人心中無法割捨，卻又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喲，連退路都堵死了。乾脆把各大機場、車站都封了，只許進不許出，為京津冀做貢獻！
挺悲情的，難道不是麼，每個個體都裹挾在歷史的洪流裡奔騰向前，遙望著回不去的過往...
說白一點，人就是不甘寂寞，哪里人多往哪裡鑽。
廣場舞是如何演變到今天的？2016-07-27
過去我一直對遍布中國街頭的廣場舞運動沒有很好的印象，一是早期的廣場舞放的多是些文革歌曲，讓我聯想起整齊劃一跳忠字舞的年代；二是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以政府力量的推動，把廣場上的“唱紅”變成一場意識形態色彩鮮明的街頭政治。我寫過一篇文章《廣場舞與群體性性格》，主要反思中國人缺乏獨立思考和獨處習慣，對於群體性運動幾乎沒有抵禦能力。
漸漸我的看法發生了一些變化，去年我到昆明去開會，住在滇池邊上，每天早晨就到湖邊餵海鷗，看到很多居民男女老幼都在跳舞唱歌，那種沒有拘束的幸福感強烈地感染了我，而且他們唱的跳的也不都是什麼紅歌紅舞，他們唱的歌曲有帕瓦羅蒂式的、民族唱法的，跳的舞有大秧歌、鍋莊舞，還有邁克爾·傑克遜風格的。
後來到國內很多地方，我發現在哪怕一個很小的城鎮也有類似的景象，那些陶醉在廣場舞中的大媽大姐們，讓我想起我一些朋友們爭執的問題，中國當代是不是逢上了千年未有的一個盛世？這個時代，確實有很多方面的問題多得讓人窒息，我們總能看到拿秤砣砸人的城管、暴力流血的拆遷、被封殺的微博賬號，但另一方面，任何客觀的人都不能不承認，幾十年來，我們國家相對沒有戰亂的和平發展、相對扶持工商的改革開放，給國民帶來的生活條件改善，這些日常的具體生活是和幸福相關的
最近一次徹底讓我對廣場舞有不同的認識，是我有幸結識了幾位投身鄉村發展公益事業的青年志願者，其中兩位女同學都講到一個情況，在農村地區，大學生要去開展工作很困難，特別在有些落後地區，婦女很辛勞，地位還比較低，甚至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卻沒有救濟的途徑。後來她們不約而同地發現，在村里組織廣場舞，村里的婦女們比較容易參與，剛開始是一些比較樂觀、開放的婦女參與，後來一些原本比較內向的婦女也參與進來，甚至把她們保守的婆婆們也拉了進來，這種廣場活動漸漸使得社區的文化氛圍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
廣場舞讓她們有了張揚自我的途徑，這些鄉村婦女在各個方面表現得更加自信，而且有社區意識了，那些廣場舞跳得熱鬧的村莊，社區的活力被激發出來，無論是公共環境維護還是留守兒童的教育都表現得更好。
就像歐美鄉村的教堂起到的作用，讓社區聯繫在一起，中國的廣場舞運動其實何嘗不是一種社會資本成長的組織形式。
我非常推崇的學者羅伯特·帕特南，他的著作《使民主運轉起來》研究了意大利如何在法西斯統治崩潰後，從公民傳統中重建社會治理，書中提出公民參與網絡。認為由於一個地區的人們容易相互熟知，並依靠共同的文化歷史認同，成為一個關係密切的社區，組成緊密的公民參與網絡。他還特別發現意大利的北部在民主質量上比南部更高，社會治理更有效，而北部相對於南部有更多的“水平型的社會組織”，以至於信任、友善、樂於合作的公民精神得以發育。遍布全國的廣場舞運動，比文化部推動的孔子學院有更大的影響，而且是自組織的、社區內生的，有點像羅伯特·帕特南講的水平型的社會組織。
近些年來，一些中國大媽跑到紐約、巴黎去跳廣場舞，讓我們有很不好意思的感覺，其實現在我倒覺得，這方面我們可以有一些文化自信。羅伯特·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有對美國公民參與熱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他敏銳地覺察到，托克維爾當年所描述的熱烈的美國社區生活正在逐漸衰落。
那種喜好結社、喜歡參與有組織的社區生活、關注公共話題、熱心公益的美國人不見了，他觀察到的美國人，似乎不再願意把閒暇時間用在和朋友和鄰居交流、遊玩，而是寧願一個人在家看電視，或者獨自去打保齡球。他從中看到美國民主的潛在危機，社區的瓦解和小人物的無力感呼應著一股非常民粹的力量。
廣場舞本身並不是社會治理方式，但這個時代那些本來被當作邊緣人群的“大姐”“大媽”們，能夠到廣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她們的感受，甚至不太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們超越國界的感染力，和她們舞蹈中形成的社區友善和參與，正是民間社會的一個基礎。
廣西大圩鎮官方明令禁止“走眾親”：陋習，與走親戚是兩碼事
據澎湃新聞2018.1.23報導，近日，一份名為《大圩鎮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禁止走眾親活動的決定》的告示在網上流傳。該決定稱，會議審議了由鎮人大主席團提出的關於在全鎮範圍內禁止走眾親活動的議案，該議案最終獲批，並於今年1月15日印發。
何為“走眾親”？
所謂走眾親，就是在春節前後，村莊之間以獅相親，以獅拜年，相互走訪問候的活動。這種關係是在平時的生活及生產建設活動中，經相互支持和幫助建立起來的。
不過，《南國早報》早年間的一篇報導曾指出，很多村子通過多種途徑跟周邊村子結成“眾親”，即“全村人的親戚”，但這種親戚並不一定要有血緣關係。一旦搭上了這層關係，遇上有大的活動，全村每家每戶都要派一名代表參加。以前僅僅是為了在當時的條件下共渡難關而結成的“眾親”，慢慢演變成現在找藉口吃喝、拉幫結派的活動。
當地政府稱“走眾親”系陋習
據上述官方告示描述，由於封建殘余思想的影響，大圩村部分村屯仍有走眾親、聯宗祭祖等陋習，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該鎮農村經濟的發展，是產生農村不穩定因素的根源。例如，告示稱，組織者以走眾親為由，強行向村民籌款集資，增加了農民負擔，影響了農戶的生產生活，違反了《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民負擔監督管理條例》。再如，告示稱，走眾親易被宗族和黑惡勢力利用，引發群體性糾紛械鬥，破壞社會安定，直接損害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不過，仍有不少網友疑惑，禁止走眾親是否意味著對村民走親戚的限制？
對此，該鎮政府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明確告訴澎湃新聞，“這是兩碼事。”他表示，“走親戚是正常的人和人來往，我們也鼓勵，走眾親是以自然村的名義，綁架所有的村民和別的自然村、別人的親戚來往。”“比如說打架，你也得幫忙，紅白喜事，村里人全部都要來，都是大規模的。”該工作人員透露，參與這些活動的每家每戶都要湊錢，少則一兩百元，多的可達到一兩千元，有些人本來家裡就窮一點，搞得勞民傷財。
回應
國內不少較偏僻和不開化地區已經有一定規模的宗族復辟了，搞械鬥和私刑，有些還和宗教勢力扯上了關係。
農村三大害：非法教會，宗族勢力，村霸幹部。
如果政府不正確引導基層的活動，多搞文體活動來豐富群眾的生活，這類的風俗習慣就會慢慢佔領市場了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8_01_23_444297.shtml
土葬7天強行起棺 江西上饒殯葬改革為何頻遭質疑2018-05-22法制日報
據法制日報5月22日消息，今年4月起，上饒市正式推開殯葬改革，提出要打好殯葬改革硬仗，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確保到今年年底每個村都有公益性墓地；扎實做好通道沿線的整治工作，確保可視範圍內沒有亂埋亂葬墳墓；大力推進綠色殯葬，確保2020年年底之前全市火化率達到100%。
收繳焚燒、強行起棺、嚴厲打擊取締非法生產、銷售棺材並遏制土葬用品流通……為完成上述目標，上饒下轄12個縣區相繼制定路線圖和時間表。
據媒體報導，短短一個多月時間，該市至少收繳、焚燒5000餘副棺木。一個有著上千年土葬文化的地區，以如此劇烈、快速甚至強力的方式推進殯葬改革，也夾雜著爭議的聲音。
有法律專家認為，當地政府突然之間出臺這種“一刀切”的火葬政策，儘管符合國家殯葬改革要求，但對於這項涉及廣大群眾切身利益和民俗傳統的重大決策，起碼應當通過公眾聽證、專家論證、合法性評估、集體討論，如果將這些程式全部省略，其決策的合法性值得商榷。
...
回應
越落後的地方，很多風俗越根深蒂固，雖然說強制執行有些無情，但是還是要支持一下政府，靠慢慢說教，官員一任傳一任，越拖以後越難執行下去。我們縣城前幾年也還是墓葬，後來大開發，都改火葬了，也沒聽說誰鬧事，畢竟改革開放幾十年了，大家思想也比較開明了吧。
不用點雷霆手段是沒用的，考說服教育？就是把中國所有專家學者組織起來去說服教育也不會有人願意，考說服教育就是扯，現在死人占地已經到了不能不管的地步了，我支持政府強制手段，人埋得越多越難搞。
農村完全沒必要搞火葬,有的是土地埋,農村基本上都是有一座山專門埋人的,你省出來再多的地也沒人會去那座山耕種,火葬在城市推行就可以了，城市沒地，沒辦法,農村就完全沒必要.
呵呵，這還有贊的？死人占活人地？明明土葬要比火葬花的錢多得多，一些農村火葬國家還給補助，為什麼到你嘴裡變成火葬要比土葬費錢呢？棺材鋪是給你多少錢啊，還是給你留了一個金絲楠木大棺材，讓你這麼顛倒黑白的說話。
全球最吸睛，日本流行起共用墳墓2018-04-10日本天天“蔣”
共用雨傘、共用單車、共用房屋……如今，共用經濟已經充斥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在日本甚至還被玩出了一波新操作——“共用墳墓”。
“共用墳墓”是位於東京都荒川區的町屋光明寺的住持大洞龍德開拓出來的創新產業。目前町屋光明寺已經開闢了1500個待售的墓地，一個墓地最多可以由6個人共用。據大洞龍德住持分析認為，共用墳墓最初的利用者可能是LGBT群體，接下來就會吸引高齡未婚的女性，再後來可能就是跟故鄉的親人們已經沒有什麼來往的都市移民們了。
事實上，在“共用”這個魔性的詞語還沒有大範圍出現前，日本就已經有了實質性的“共用墳墓”。比如2012年年初，東京多摩地區的都立墓地，一個可容納4萬人的小平陵園就獨闢蹊徑，打造了一個“樹木葬”。墓地的形式呢，則是在椿樹、櫻花樹等樹下預備一個寬1米5米、深2米多的共同埋骨洞，可埋葬5至10人的骨灰盒。小平陵園的這個“樹木葬”的一期工程共設有500個共同埋骨洞，前來申請安葬的多達8000餘人。另有還有16萬人已經為自己預訂了還沒有啟動的二期、三期工程。
眾所眾知，日本和中國一樣，是根深蒂固的儒教國家，在孝道理念下，大家重視厚葬、墳墓風水，並且都有祖宗崇拜等。比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第一次執政後，就回故鄉山口縣重新修繕了先祖代代的墳墓，凡逢年過節都會率記者團在眾人的圍觀下上墳。這跟劉邦稱帝后還鄉為先祖修繕陵墓，韓信衣錦還鄉後找漂母修祖墳並無兩樣。那麼是什麼讓日本人變得越來越“想得開”，開始熱衷於跟非親非故的人“生不同裘而死同穴”呢？一言概之，是生活，是生活讓人們接受了變化，學會了妥協。
首先，高齡化社會的加劇發展，導致日本的墳墓用地面積與死亡人口數目的比例開始失衡，墓地價格逐年上漲。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推算結果，在2010年到2019年的10年間，日本合計死亡人口就會達到1300萬6000人，所需墓地面積總和為650萬平方米，相當於139個東京巨蛋球場那麼大。在寸土寸金的島國日本，再沒有比這更令人頭疼的事了。而“共用墳墓”的出現，既可以節約土地，又能解決很多因為經濟原因而“死不起”的問題。
其次，日本社會價值觀多樣化，部分城市已經認可同性婚姻，選擇終生獨身的男女也越來越多，像過去那樣男子繼承祖墳，女子葬入夫家墳墓的風俗開始變得不大現實。據日本總務省的最新國勢調查結果顯示，在日本， 65歲以上的女性裡每5人就有1人是單身，而65歲以上的男性裡每10人就有1人是單身。日本中央大學的山田昌弘教授也分析稱：“在過去的日本，一輩子單身的女性會被葬在家族墓地裡，由侄子或外甥供養。可現如今，日本人血緣觀念日益淡薄，迫使上了年紀的單身女性不得不自己為自己準備墓地。對於這些女性來說，她們缺的不是錢，而是一個伴兒。我認為，這種跟別人合葬的需求今後還會越來越多。” 另據大洞龍德住持介紹說，他創建“共用墳墓”的靈感，就來源於一位女性。這位女性是女同，年齡大了開始考慮最終歸宿的問題，覺得一個人承擔墓地的費用有些吃力，“如果能夠和朋友們一起入葬就好了。” 日本還有一名紀實文學作家松原惇子，她曾經專門創建了一個可供終生單身的女性們使用的“共用墳墓”。墓地位於東京都的府中市，外觀也設計的非常女性化，是橢圓色的白墓碑，周邊植滿了玫瑰花。”
另外，日本還存在一種由來已久的“共用墳墓”的方法，就是把去世親人的骨灰都放進寺廟的佛像內部。位於大阪市天王寺區的一心寺從1887年開始，就建造了“骨灰佛”，佛像內部中空，一次可以容納上萬人的骨灰盒。目前，一心寺中已經有14座“骨灰佛”。自2007年到2016年，一共有22萬3千人申請將自己或親人的骨灰盒放入“骨灰佛”中。這可以說是日本最具歷史的“共用墳墓”了。
山西一村換屆3名村主任候選人花數百萬競選，正在查是否賄選
據中國青年網2018.1.23報導，近日，山西交城縣奈林村換屆選舉在網上被曝賄選等違規情況。在網友的舉報帖子寫道“只要給每個村民賄賂1000元，就可以當選村長”。其中，還發有一張地上放著“三個袋子裝滿錢”的圖片。
......
回應
中國基層選舉制度，問題很嚴重。1是家族化，這多發生於浙閩粵等地區，這些地區一姓一村比較嚴重，很容易產生家族式捆綁對抗上級。2是黑社會化，這多發生在北方，這些地區社會問題很嚴重，黨政窩案頻發，基層黨員幹部勾連黑惡勢力，已經不是什麼秘密。3是賄選問題，這多發於貧困地區，個人一直認為，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永遠別想在貧困地區成功。這是在走解放前封建殘餘鄉紳化道路，完全違背歷史規律，是在開歷史倒車！這3個問題不能很好的解決，無論打蒼蠅還是打老虎，最後的結局都是明初割“韭菜”，割掉一茬又一茬，直到“敗死”為止！
這就是西方皿煮的示範
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8_01_23_444337.shtml
公安部長郭聲琨：嚴防黑惡勢力染指黨政機關和農村基層政權
國務委員、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部長郭聲琨2017.6.15在全國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電視電話會議上強調，近年來，各地區、各部門按照黨中央關於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的決策部署，始終保持對黑惡勢力的高壓態勢，打掉了一批作惡多端的涉黑組織，剷除了一批魚肉百姓的惡勢力團伙，沉重打擊了黑惡勢力犯罪的囂張氣焰，有效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黑惡勢力不除，人民不得安寧，社會不得安寧，國家不得安寧。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以人民期盼為念、為人民利益而戰，堅定不移地開展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不斷把打黑除惡鬥爭推向深入。
郭聲琨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依法嚴打方針，堅決把黑惡勢力犯罪的囂張氣焰打下去。要突出重點，以“鏟鄉霸、除村惡”為抓手，進一步深化嚴厲打擊農村黑惡勢力違法犯罪專項行動，集中打擊整治橫行鄉里、欺壓百姓、侵蝕基層政權的農村黑惡勢力犯罪。要重拳出擊，在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的全過程貫徹嚴打精神，依法嚴懲“黑老大”和骨干成員，始終保持對黑惡勢力犯罪的高壓震懾態勢。要除惡務盡，及時通報涉黑案件“保護傘”線索，全面調查涉黑資產來源和去向，堅決剷除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和經濟基礎。要專群結合，積極發動群眾舉報黑惡勢力犯罪線索，認真辦理群眾舉報線索，從嚴查處打擊報復舉報人行為，著力打好打黑除惡人民戰爭。
郭聲琨要求，要積極構建打黑除惡工作長效機制，著力探索治理黑惡勢力犯罪問題的根本之策。要健全重點環節預防監督機制，完善職務犯罪防範體系，加強對行政執法司法權力的監督制約，嚴防公職人員被黑惡勢力拉攏腐蝕，嚴防黑惡勢力染指黨政機關和農村基層政權。
回應
不僅黑惡勢力，而且各種傳教的早就染指農村了，基層才是執政黨的根，根都沒有，那麼樹肯定會倒！這點道理應該都清楚
農村基層黑惡勢力問題可不是一般的嚴重他們甚至要藉資本化來洗白
俺就不明白，為啥把勞動教養取消了？
被公知忽悠了唄
http://www.guancha.cn/FaZhi/2017_06_16_413546.shtml
農民工 _百度百科
農民工 （農村群體）是指戶籍仍在農村 ，進入城市務工和在當地或異地從事非農產業勞動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 本地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內從業的農民工。 外出農民工是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 [1]
截至2017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28652萬人，比上年增長1.7%。 其中，外出農民工17185萬人，增長1.5%；本地農民工11467萬人，增長2.0%。 [1-2]
2016年1月1日開始實施《北京市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辦法》1，新《辦法》為農民工、勞務派遣工等特殊形式就業群體加入工會組織提供了法律依據。 [3]
目錄
1 詞目釋義
2 社會總量
3 建築行業
▪ 建築工人
▪ 農民工討薪
4 新生一代
5 就業優勢
6 愛心人士
7 居住情況
8 社會問題
9 地域分佈
10 性別比例
11 收入情況
12 權益保障
13 戶籍問題
14 重要文件
15 十件實事
16 實名制度
17 存在問題
18 生活質量
19 精神生活
20 工資拖欠
▪ 主要原因
▪ 採取措施
21 歷史狀況
22 緩解衝突
23 解決策略
24 歧視色彩
25 社會待遇
26 政策引導
27 心理渴望
28 高危人群
農民工
所謂“農民工”，實際是指“身在城市從事非農業工作的農業戶口的工人”。 他們自己卻無奈的繼續在貧困線上苦苦的煎熬，過著“蟻居”、“鼠居”般的艱難日子，不能公平的分享醫療、就業、教育、娛樂等社會保障性的“改革紅利”的人。
當今媒體對農民工存在一定的誤解，以為農民工就是搞建築的。 其實大錯特錯。 因為從農村來到城裡打工有各行各業，有些白領也是農業戶口，只是他們學歷高一點從事白領工作。 有些總經理也是農村來的，還沒落戶也叫"農民工"。
應該把“農民工”這個稱號改為“一線工人”。 我們應該關注的不是農民工，而是那些拿著最低收入從事生產一線的工人。 他們加班加點拿著最低的工資從事最累的活。 一切從事生產一線的工人他們值得我們去關注。
社會總量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比上年增加501萬人，增長1.9%。 其中，外出農民工16821萬人，比上年增加211萬人，增長1.3%；本地農民工10574萬人，增加290萬人，增長2.8%。 2010年以來農民工總量增速持續回落（詳見下圖）。
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農民工總量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1.0、0.5、1.5和0.5個百分點。 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外出農民工人數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個百分點。 近三年本地農民工人數增速也在逐年回落，但增長速度快於外出農民工增長速度。
按輸出地分，東部地區農民工10664萬人，比上年增加210萬人，增長2.0%，東部地區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38.9%；中部地區農民工9446萬人，比上年增加111萬人，增長1.2%，中部地區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34.5%；西部地區農民工7285萬人，比上年增加180萬人，增長2.5%，西部地區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26.6%。 西部地區農民工增長速度分別比東部、中部地區高出0.5和1.3個百分點。 [5]
2016年2月2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7747萬人,比上年增長1.3%。 其中,外出農民工16884萬人,增長0.4%;本地農民工10863萬人,增長2.7%。[6]
2017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布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8171萬人，比上年增長1.5%。 其中，外出農民工16934萬人，增長0.3%；本地農民工11237萬人，增長3.4%。
建築行業
建築工人
指從事建築工作的工人。 八十年代的建築工人指在建築公司工作的正式工人和臨時工人。 隨著企業改革，部分建築工人轉業分流，部分人員成為建築包工頭 、 大學生 。 建築工人也面臨著方方面面的問題。
農民工討薪
一起發生在深圳寶安區沙井街道辦的建築工人向開發商集體討薪事件也引發人們對房地產業界生態另一面的思考。 歲末年終，辛苦一年，房地產行業被稱作年終獎最有盼頭的行業之一。 可是農民工的集體討薪卻讓人們對房地產商不解[7] 。
在一般人的印像中，春節前是農民工討薪的高峰期，然而如今這種情況已悄然轉變，農民工不再“討”聲依舊，有關農民工工傷保險 、 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等的維權行為和糾紛案件越來越多。
新生一代
“ 新生代農民工 ”，主要是指80後、90後，這批人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裡面占到60%，大約1個億。 他們出生以後就上學，上完學以後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麼熟悉。 另一方面，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社會，而城市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 新生代農民工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徵：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佔總量近半。 調查顯示，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達到12528萬人，佔農民工總量的46.6%，佔1980年及以後出生的農村從業勞動力的比重為65.5%，新生代農民工正在逐漸成為農村外出務工大軍中的主力。 [8]
就業優勢
單純熱情，愛崗敬業，有吃苦耐勞精神；遵紀守法，小心謹慎，相對便於管理。 容易穩定；薪資要求簡單，對生活要求不高。
居住情況
（一）外出農民工仍是以雇主或單位提供住宿為主
以受僱形式從業的農民工，在單位宿舍中居住的佔32.3%，在工地或工棚居住的佔10.4%，在生產經營場所居住的佔6.1%，與他人合租住房的佔19.7%，獨立租賃住房的佔13.5%，有13.8%的外出農民工在鄉鎮以外從業但每天回家居住，僅有0.6%的外出農民工在務工地自購房。 從近幾年外出農民工居住情況的變化看，呈現出與他人合租住房比重上升、獨立租賃住房比重下降的趨勢，另一明顯變化態勢是務工地自購房比重下降、鄉外從業回家居住比重上升。
（二）四成外出農民工雇主或單位不提供住宿也沒有住房補貼
從外出受雇農民工的居住負擔看，49.5%的農民工由雇主或單位提供免費住宿；9.2%的農民工雇主或單位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補貼；41.3%的農民工雇主或單位不提供住宿也沒有住房補貼。 與上年相比，由雇主或單位提供免費住宿的比重下降了0.4個百分點；不提供住宿，但有住房補貼的比重提高了0.4個百分點。
社會問題
農民工問題是指中國大陸由於農民進入城市參與經濟活動後涉及的一系列權益保障的總稱。
針對農民工問題，在政策研究界、學術界有幾種觀點：一是部分學者的觀點，讓農民工在城市住下來，“ 三農 ”問題將不存在。 二是國研中心研究報告的觀點，創造將農民工轉化為穩定的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製度環境。
農民工問題在建國後三四十年前表現得尚不明顯，但到了改革開放以及建立市場經濟的今天，城市與鄉村的矛盾就日漸突出。 當致富成為人們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標時，城市人佔有各種政策的抉擇領導地位、佔有意識領先的統治地位、佔有生產資料轉化成貨幣的掌控權等等，當處在兩眼墨黑最封閉的鄉村的農民進城務工時，自然會對他們製造出許多政策的限制，強加給一些莫須有的罪名，賦予一些帶有歧視性的概念、名詞。
再說農民工在就業方面，城市製定外來勞動力分類目錄，把髒亂差工作留給民工。 農民工從事行業的基本特點是：體力要求較高的房地建築工、城市清潔和環境保護的操作工種、綠化養護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鐘點工或保姆、廚師、服務員等臟、累、險、差工種。 出現這些限制和歧視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問題。 因為意識的誤區，導致制定政策的錯位。
其一，在決策者眼裡，因為存在城市居民與農民工的利益之爭，即農民工進城就業，加劇城市居民的就業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趨向與城市居民的利益趨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 城市病 ”，從而試圖將農民圈在農村。
其三，中國各大城市存在“隱性超城市化”，農村剩餘勞動力的進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進一步加劇，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勞動力失業給城市政府帶來的成本十分巨大，而農村勞動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種田，政府反對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對農民工的歧視一方面源自文化差異、生活習慣等由於出身形成的尊卑貴賤觀念；另一方面則是一部分城里人認為農民工搶他們的飯碗而產生的反感和仇視。
這些原因雖是城市限制農民工進入數量、 工種限制等歧視性政策的直接理由，當然農民工就業歧視也有一些其他深層的政治、經濟等綜合因素。
地域分佈
根據國家統計局 《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從輸出地看，東部地區農民工11191萬人，比上年增加401萬人，增長3.7%，東部地區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42.6%；中部地區農民工8256萬人，比上年增加314萬人，增長4.0%，中部地區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31.4%；西部地區農民工6814萬人，比上年增加268萬人，增長4.1%，西部地區農民工佔農民工總量的26.0%。
從不同地區看，東部地區農村戶籍勞動力中農民工佔54.9%，其中，外出農民工佔20.2%，本地農民工佔34.7%；中部地區農村戶籍勞動力中農民工佔37.2%，外出農民工佔24.3 %，本地農民工佔12.9%；西部地區農村戶籍勞動力中農民工佔28.7%，外出農民工佔19.2%，本地農民工佔9.5%。 東部地區本地農民工比例高，而中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的比例高。
在外出農民工中，在省內流動的農民工8689萬人，比上年增加299萬人，增長3.6%，佔外出農民工總量的53.2%；跨省流動的農民工7647萬人，比上年增加174萬人，增長2.3%，佔外出農民工總量的46.8%。 在省外務工的比重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
在外出農民工中，在省內流動的農民工8689萬人，比上年增加299萬人，增長3.6%，佔外出農民工總量的53.2%；跨省流動的農民工7647萬人，比上年增加174萬人，增長2.3%，佔外出農民工總量的46.8%。 在省外務工的比重比上年下降0.3個百分點。
分地區看，東部地區83.7%的外出農民工省內流動，其中在鄉外縣內佔32%，縣外省內佔51.7%，跨省流動的僅佔16.3%。 中、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則是以跨省流動為主，分別佔66.2%和56.6%。
從外出農民工就業的地點看，在直轄市務工的佔10%，在省會城市務工的佔20.1%，在地級市務工的佔34.9%，在縣級市務工的佔23.6%，在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務工的比重比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在地級市務工的農民工比上年提高1個百分點。
根據國家統計局 《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在外出農民工中，7739萬人跨省流動，8871萬人省內流動，分別佔外出農民工的46.6%和53.4%。 東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以省內流動為主，中西部地區外出農民工以跨省流動為主。
東部地區跨省流出農民工882萬人，72.6%仍在東部地區省際間流動；中部地區跨省流出農民工4017萬人，89.9%流向東部地區；西部地區跨省流出農民工2840萬人， 82.7%流向東部地區。 在跨省流動農民工中，流向東部地區6602萬人，佔85.3%；流向中西部地區1068萬人，佔13.8%。
跨省流動農民工主要流入大中城市。 省內流動農民工主要流入小城鎮。 [12]
性別比例
（一）農民工以男性為主，年輕農民工比重逐年下降
分性別看，男性農民工佔66.4%，女性佔33.6%；分年齡段看，農民工以青壯年為主， 16-20歲佔4.9%， 21-30歲佔31.9%，31-40歲佔22.5%，41-50歲佔25.6%，50歲以上的農民工佔15.1%。 調查資料顯示，40歲以下農民工所佔比重逐年下降，由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9.3%，農民工平均年齡也由34歲上升到37.3歲。
（二）農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為主，青年農民工和外出農民工文化程度相對較高
在農民工中，文盲佔1.5%，小學文化程度佔14.3%，初中文化程度佔60.5%，高中文化程度佔13.3%，中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佔10.4%。 外出農民工和年輕農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別佔26.5%和36.4%。 外出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高於本地農民工，農民工受教育水平又明顯高於非農民工。 與上年相比，30歲以下年輕農民工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比重增加2.4個百分點，明顯高於其他組農民工。
（三）沒有參加過任何技能培訓的農民工佔多數，青年農民工參加農業技術培訓的比例低
在農民工中，接受過農業技術培訓的佔10.7%，接受過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佔25.6%，既沒有參加農業技術培訓也沒有參加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農民工佔69.2%。 青年農民工接受非農職業技能培訓的比例要高於年長的農民工，年長的農民工接受農業技術培訓的比例要高於青年農民工，年齡層次越低，接受農業技術培訓的比例也越低。
收入情況
(一)農民工收入增速回落，東部、中部、西部地區農民工收入趨同2012年末，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長11.8%，但增加額比上年同期減少118元，增幅回落9.4個百分點。 分地區看，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收入水平為2286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長11.4%；在中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收入水平為2257元，比上年增加251元，增長12.5%；在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收入水平為2226元，比上年增加236元，增長11.8%。 另外，在境外就業的農民工月收入水平為5550元。
(二)在大中城市務工的農民工收入水平相對較高
從外出農民工的從業地點看，在直轄市務工的農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2561元，比上年增加259元；在省會城市務工的農民工月收入水平2277元，增加236元；在地級市和縣級市務工的農民工月收入水平分別為2240元和2204元，分別增加229元和222元。 大城市的務工收入水平和增加額都要高於中小城市的水平。
（三）不同行業收入水平差別較大，住宿餐飲業和服務業平均收入水平較低
從外出農民工從事的主要行業看，收入水平較高的是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和建築業的農民工，人均月均收入分別為2735元和2654元；收入較低的分別是服務業 、住宿餐飲業和製造業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分別為2058元、2100元和2130元。
（四）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務工收入結余少
扣除生活成本，外出農民工每人月均收入結餘1557元。 而中部、西部地區農民工在東部地區的收入結餘分別是1518元和1344元，都低於在本地區務工的農民工平均結餘。 中部地區農民工在中部、西部地區務工比在東部地區務工多獲得64元和130元；西部地區農民工在中部、西部地區務工比在東部地區務工多獲得228元和90元。 數據還顯示，中部、西部地區農民工在省內和省外務工收入結餘相當，而東部地區農民工去省外務工的結餘2118元，比在省內務工高496元。 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在東部地區務工生活開支較大、收入結余少，因此在中西部就業機會增加的情況下，農民工更傾向選擇就近就業，這也是當前農民工流動格局變化的一個主要原因。
據國家統計局網站消息， 國家統計局 2014年5月發布《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住)2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增長13.9%;人均月生活消費支出892元，比上年增加159元。
權益保障
（一）拖欠工資狀況繼續改善
外出受雇農民工，被雇主或單位拖欠工資的佔0.5%，比上年下降了0.3個百分點。 建築業農民工被拖欠工資的佔1.5%，比上年下降0.4個百分點。 從近幾年調查數據看，被雇主或單位拖欠工資的農民工比例逐年下降，解決和遏制農民工工資拖欠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顯成效。
（二）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狀況改善不明顯
外出受雇農民工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佔43.9%，與上年基本持平，從近幾年調查數據看，外出農民工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變化不大，沒有明顯的改善。 分行業看，2012年未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建築業為75.1%，比上年上升1.5個百分點；製造業為48.8%，比上年下降0.8個百分點；服務業為60.8%，比上年下降0.6個百分點；住宿餐飲業為62.4%，比上年下降2.2個百分點；批發零售業為59.9%，比上年下降1個百分點。
（三）外出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水平有所提高，但總體仍然較低
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工傷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比例分別為14.3%、24%、16.9%、8.4%和6.1%，分別比上年提高0.4、0.4、0.2 、0.4和0.5個百分點。 從近五年調查數據看，外出農民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參保率提高4個百分點左右，而“ 五險 ”中參保率相對較高的工傷保險沒有明顯提高。
（四）中西部地區農民工參保比例低於東部地區
從輸入地看，不同地區農民工社會保障狀況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參保比例比較接近，落後於在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2012年中部地區各項保險參保率的提高幅度略高於東部和西部地區。
（五）不同行業農民工的社會保障水平差異較大
從外出農民工從事的主要行業看，製造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批發零售業和服務業的參保情況相對較好，而建築行業、住宿餐飲業的農民工， 雇主或單位為其繳納各項保險的比例明顯低於其他行業。 2012年製造業各項參保比例的提高快於其他各行業。
戶籍問題
中國將解決長期在城市就業居住農民工的戶籍問題，《國務院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提出，要逐步地、有條件地解決長期在城市就業和居住農民工的戶籍問題。 《意見》規定，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適當放寬農民工落戶條件；大城市要積極穩妥地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民工戶籍問題，對農民工中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和高級技工、技師以及其他有突出貢獻者，應優先准予落戶。 具體落戶條件，由各地根據城市規劃和實際情況自行製定。 改進農民工居住登記管理辦法。 對於農民工維權問題，《意見》明確，要加大維護農民工權益的執法力度。 強化勞動保障監察執法，加強勞動保障監察隊伍建設，完善日常巡視檢查制度和責任制度，依法嚴厲查處用人單位侵犯農民工權益的違法行為。 健全農民工維權舉報投訴制度，有關部門要認真受理農民工舉報投訴並及時調查處理。 加強和改進勞動爭議調解 、仲裁工作。 對農民工申訴的勞動爭議案件 ，要簡化程序、加快審理，涉及勞動報酬、工傷待遇的要優先審理。 起草、制定和完善維護農民工權益的法律法規。 《意見》要求做好對農民工的法律服務和法律援助工作。 要把農民工列為法律援助的重點對象。 對農民工申請法律援助 ，要簡化程序，快速辦理。 對申請支付勞動報酬和工傷賠償法律援助的，不再審查其經濟困難條件。 有關行政機關和行業協會應當引導法律服務機構和從業人員積極參與涉及農民工的訴訟活動、非訴訟協調及調解活動。 鼓勵和支持律師和相關法律從業人員接受農民工委託，並對經濟確有困難而又達不到法律援助條件的農民工適當減少或者免除律師費。 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資金，為農民工獲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經費支持。 《意見》提出，要強化工會維護農民工權益的作用。 同時，充分發揮共青團、婦聯組織在農民工維權工作中的作用。
重要文件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切實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的通知國辦發。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農民工是中國改革開放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湧現的一支新型勞動大軍，已成為中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農民工工作直接關係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關係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不斷加深，國內部分企業生產經營遇到困難，就業壓力明顯增加，加上元旦、春節臨近，相當數量的農民工開始集中返鄉，給城鄉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新情況和新問題。 根據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應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工作部署，經國務院同意，現就做好當前農民工工作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採取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廣開農民工就業門路。 落實中央關於擴大內需、減輕企業負擔、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幫助企業解困，在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積極扶持中小企業、 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增強吸納農民工就業的能力。 發揮政府投資和國有企事業單位對穩定就業的導向作用，盡可能提供較多的就業崗位。 對生產經營遇到暫時困難的企業，要引導其與農民工開展集體協商，採取靈活用工、彈性工時、組織培訓等辦法，盡量不裁員或少裁員，穩定現有就業崗位。 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防止出現大規模集中裁員現象；在有關部門指導下，依托市場機制發展各類培訓就業服務組織，多渠道推動農民工就業；積極培育勞務品牌，建設勞務基地，形成示範效應，帶動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交流，促進農民工勞務輸出。 災後重建、農田水利、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要盡量多招用因企業關停或減產裁員而失去工作的農民工。
加強技能培訓和職業教育
加大對農民工培訓的投入，改進培訓方式，擴大培訓效果。 各有關部門和教育培訓機構要繼續做好農村勞動力技能就業計劃、陽光工程、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計劃、星火科技培訓、雨露計劃等培訓項目的實施工作。 要圍繞市場需求開展訂單培訓和定向培訓，提高農民工擇業競爭能力；圍繞產業結構調整和企業技術改造新開工項目開展職業技能培訓 ，提高農民工就業的適應能力；圍繞回鄉創業組織開展創業培訓。
大力支持返鄉創業
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抓緊制定扶持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具體政策措施，引導掌握了一定技能、積累了一定資金的農民工創業，以創業帶動就業。 地方人民政府要在用地、收費、信息、工商登記、納稅服務等方面，降低創業門檻，給予農民工返鄉創業更大的支持。 推行聯合審批、“一站式”服務、限時辦結和承諾服務等，開闢農民工創業“綠色通道”。 鼓勵農民工發展農產品加工業 、農村二三產業、 生態農業和縣域中小企業。 做好農民工返鄉創業的金融服務工作，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信貸產品支持力度，提供符合農民工返鄉創業特點的金融產品，繼續加大農民工銀行卡特色服務推廣力度。 農民工返鄉創業屬於政府貼息的項目要按照規定給予財政貼息，幫助其解決創業資金困難。
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
努力創造有利於農民工穩定就業的良好環境，維護農民工的勞動保障權益。 完善工資保證金制度 ，加強工資保證金賬戶管理，強化工資支付監控，確保農民工工資發放。 制定應急預案，避免和及時處理因欠薪問題導致的各種突發事件。 建立勞動保障、建設、公安、工商、金融、工會等有關部門對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的聯動防控機制，及時掌握企業拖欠工資的情況。 企業關閉破產必須嚴格依法進行，對惡意欠薪逃匿的業主要依法予以嚴肅查處。 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機構要妥善處理農民工與用人單位的勞動爭議，本著“快立、快辦、快結、辦好”的原則，對事實清楚、權利義務關係明確的農民工。
勞動爭議案件，盡可能採取簡易程序處理，對小額勞動報酬爭議案件實行終局裁決。 凡符合先予執行條件的案件要依法先予執行。
做好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按照國家政策認真做好返鄉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 對在輸入地受工傷的農民工，農民工輸出地勞動保障部門要主動與農民工輸入地勞動保障部門進行協調，保障返鄉農民工工傷保險權益。 抓緊制定農民工社會保險關係異地轉移與接續辦法。 建立健全農民工公共服務體系 ，做好對農民工的各項公共服務。 及時妥善安排返鄉農民工子女入學，屬於義務教育階段的要按照就近入學的原則安排，並享受當地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有關待遇，學校不得以任何藉口拒絕接收返鄉農民工子女入學。 教育督導部門要將返鄉農民工子女入學情況列入當地教育督導、評估的重要內容。 積極引導返鄉農民工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解決其看病就醫問題。 加強返鄉農民工的疾病預防控制工作，及時做好適齡兒童預防接種的銜接。 按照屬地化管理的原則，農民工輸入地和輸出地計劃生育管理服務機構要加強協調配合，做好返鄉農民工及其隨返家屬的計劃生育服務工作。 做好農民工返鄉的管理服務工作。
切實保障返鄉土地承包權益
農民工是流動在城鄉之間的特殊群體，耕地仍然是他們的基本保障。 違法流轉的農民工承包地，農民工要求退還的要堅決退還；因長期佔用不能退還的，要負責安排返鄉農民工就業。 對依據口頭協議等方式進行短期流轉且農民工要求收回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原則上應退還農民工。 長期流轉又有流轉合同的，可依法由雙方協商解決；雙方有糾紛的，可通過法律程序解決。 加強對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管理和服務，農村土地流轉要堅持依法、自願、有償的原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製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繳或以其他方式侵占返鄉農民工的土地流轉收益。 積極推進土地承包糾紛調解仲裁工作，切實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國務院辦公廳 二00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十件實事
全國農民工工作座談會提出為農民工辦十件實事，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在會議講話中強調，做好農民工工作關鍵是要統一思想、堅定信心、抓好落實，使黨和國家的各項政策能夠給農民工帶來實惠。 他指出，圍繞農民工最關心、最現實的問題要著力抓好十件實事。
第一件實事：繼續清理和防止工資拖欠，全面建立農民工工資支付保障制度，要加大對拖欠農民工工資用人單位的依法處罰力度。
第二件實事：指導各地合理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所有地區（除西藏外）都要在年內實施小時最低工資制度 ，促進農民工工資合理增長。
第三件實事：制定和推行勞動合同範本 ，加強對用人單位訂立和履行勞動合同的指導和監督，重點抓好農民工比較集中的採掘、建築、加工等行業的監督檢查。
第四件實事：指導和監督企業改善職業安全衛生環境，不符合國家規定的企業和單位要限期整改。
第五件實事：切實保障農民工勞動權益，嚴厲查處損害未成年工權益和介紹、使用童工的違法行為。
第六件實事：推動農民工輸入地公共就業服務機構普遍向農民工開放，免費提供政策諮詢、就業信息、就業指導和職業介紹服務。
第七件實事：完成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計劃，對煤炭等高風險行業從業人員進行全員安全培訓。
第八件實事：加快推進農民工工傷保險，採掘、建築等高風險行業要全面推行。 實現大中型煤礦農民工全部參加工傷保險。 同時，推進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和探索養老保障辦法。
第九件實事：落實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政策，輸入地要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接收農民工同住子女入學，並免除借讀費。
第十件實事：做好農民工計劃生育管理服務工作，將農民工及其子女納入傳染病預防控制和計劃免疫範圍。
實名制度
進京農民工也有“一卡通”。 在規範企業行為，保證農民工工資來源的同時，北京市建委於2007年正式推行了農民工的實名制卡製度。 2007年將由市政府撥付1600萬元為農民工免費發放60萬張實名制卡，佔農民工總數的60%—70%。 實名制管理卡記錄了每一個農民工的身份證、上崗証、勞動合同和是否通過安全培訓等信息；記錄了農民工每天門禁考勤、完成工作量和應得工資等工作信息；這些信息每個月在工地進行公示，使每個人的工作一目了然，工資的結算清晰、透明。 實名制卡還具備普通銀行卡全部的金融功能，農民工可以用它存錢取錢和刷卡消費。 企業通過實名制卡可以實現對每一個農民工的跟踪管理，還可以對企業用工成本進行匯總分析。 實名制卡還可以延伸到為農民工購買各項保險和火車票、繳納電話費等服務功能。
存在問題
長期以來，正因為戶口問題的不合理性、行業劃分的誤區、成分身份的劃分，導致社會認識上的誤區，再加上一些地方政策上的失誤，社會上對人自然形成了三六九等，農民的身份成了終身製，在社會處於“草根”階層，被看成是愚昧落後的象徵，所以在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終於表現出了一些不可調和的社會問題，農村的三農問題也出現了。 可以說，從一定意義上講，戶籍劃分的不合理性、農民身份的界定和其不變性，是中國出現三農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是導致出現農民工問題的主要原因。 既然如此，這部《農民權益法》如果把農民再次進行身份界定，等於給三農問題，尤其是農民工問題的解決雪上加霜，不僅保護不了所界定的農民，而且又會傷害億萬農村勞動力（即人們所說的農民）的自尊心。 公安部正在全國推廣的進一步戶改方案，消除城鄉戶籍差別是大勢所趨，尤其是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以來，一些省份明顯加快了戶籍制度改革的步伐。 廣東就借鑒湖北經驗，加快推進鄉鎮綜合配套改革，農業人口比例較低的珠三角地區，將首先消除城鄉戶籍差別。 陝西、山東、遼寧、福建等省份，也開始著手建立城鄉統一戶口登記管理制度，農村人口正在逐步享受國民待遇，這已是大勢所趨。 既然大家都是國民了，都是居民了，沒有了等級非農業與農業之分，統一為居民，那麼再次根據戶口本上的戶籍劃分農民和非農民。 不是一種以科學發展的眼光，而是閉門造車、紙上談兵。
戶籍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 戶口遷移必定會變為戶口登記制。 從試點地區看，“合法固定的住所”與“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是戶改過程中對戶口遷移的兩個普遍應用的基本落戶條件。 那些進城務工、在城市長期居住、今後也不打算回農村居住的人，能給界定為農民嗎？ 如果給他們再在戶籍上寫著是農民，他們享受的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如何解決？ 這有等於製造了新的農民工問題，他們在城市中又成為弱勢群體，不能享受和城市戶籍人口同等的福利。 由此可見，如此界定農民概念，必定會帶來更為複雜的農村和城市的社會問題。
生活質量
在調查的農民工中，被剋扣和拖欠工資的農民工分別佔兩成。 其中半數以上的農民工被剋扣或被拖欠的報酬屬於工資收入。 農民工被拖欠報酬時間最短的有一個月，最長的達到八年，平均被拖欠了四個月。 被拖欠過半年以下的農民工有5195名，佔被拖欠農民工數的94.49% 。 農民工權益受保障的程度明顯偏低，農民工所在單位提供工作待遇較低，90%以上的農民工沒有享受住房補貼和住房公積金，近八成的農民工不能帶薪休假，還有八成的女職工無法享受帶薪休產假制度。 另有五成左右的農民工得不到工傷補償或加班補貼，近四成農民工未與單位簽訂任何勞動合同或協議。
農民工生活質量普遍不高，首先是農民工生活、衛生條件差。 受工資水平低限制，大部分農民工的月消費幾乎全部用於住宿和食品消費，而在生病時，只有少數人會選擇去正規醫院，其他人大都選擇自己買藥治療或去個體診所。 其次是居住環境質量差，近四成農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體宿舍 ，地方狹窄擁擠，室內骯髒零亂，除了被褥衣物，幾無他物。 子女受教育難、就業服務和職業技能培訓不到位、農民工從事的職業技術含量低且工資水平低也是農民工面臨的問題。
精神生活
北京的農民工的精神生活狀態是令人擔憂的———在他們當中，許多人缺少最基本的文化娛樂方式，許多人的精神上缺乏與外界的溝通和交流，許多人面臨著性苦悶和性壓抑。 不過對於農民精神上的“亞健康”危機，政府已經引起重視。 從文化局送片進工地，到文明辦評選來京務工人員“文明之星”，再到市總工會為民工建圖書室，買電視機，政府各個部門已經開始為豐富農民工的精神生活，進行了努力。
雖然這些努力是探索性的，但其積極意義是不容小覷的。 因為長期以來，城市的管理者，對於農民工都是“只管手腳，不管頭腦”，他們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防範農民工的犯罪行為上，放在“嚴查、嚴管”上，而對於農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等精神世界的問題則很少過問。 這樣的“防範式管理”導致了許多弊端：其一，農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一旦被忽視，無法訴求，就有可能成為一些過激行為和違法犯罪的誘因；其二，防範式的管理有著諸多副作用，尤其是當少數素質低下的管理人員借管理之名為自己或為自己所在的小團體謀取私利時，這種管理方式就蛻變為一種侵犯外來民工合法權益的工具。 “防範式管理”的體制終於出現鬆動，城市管理者開始重視對農民工開展各種形式的服務，開始進入農民工的精神世界進行對話和交流，這無疑是一個進步。 《新京報》報導提到，當前，北京的農民工群體中出現了一些自發的組織，如為農民工提供藝術演出的“農民之友”；賣菜農民陳軍設立的“排憂熱線” ；旨在讓打工妹找到歸家感的“打工妹之家”。 這些自發團體由於源於農民工自身，與農民工溝通有著天然的優勢，在日常生活中能經常為農民工排憂解難。 不過他們也面臨困境———團體工作者缺乏培訓，素質較低，團體經費匱乏，隨時都有可能“斷頓”。 此外，媒體曾經報導，一些高校和社會上的團體深入農民工開展幫助，但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團體往往很難堅持。 所以政府能否對這些農民工或社會團體進行資助，支持類似團體的建立，這樣的話，將有利於催生一個健康社群文化的形成。 大大小小散佈在數百萬農民工中間的社群，將能在農民最缺乏信心的時候，最沮喪的時候，最壓抑的時候……給農民工兄弟姐妹們以勇氣和溫暖，讓他們找到回家的感覺，得到心靈的撫慰。
工資拖欠主要原因
1． 雇主有意拖欠。 多見於餐飲、製衣、製鞋等企業，受金融危機影響，計算機類企業也出現此類情形，雇主有意拖欠，有錢也不發給農民工。
2． 一些企業因經營管理不善，使農民工的工資不時能按時領取。 如北京美洲視線文化傳播有限責任公司，明明已經賬面虧空，卻一邊向員工吹噓自己有多麼雄厚的資金實力，一邊又暗地變賣公司資產以圖不支付員工應得工資，致使40多名員工3個多月工資付之東流，損失共達50多萬之巨。
3． 將拖欠工資做為留住人的一種手段。 建築行業普遍存在用尾欠作為留人的手段。 包工頭普遍擔心春節後人手缺乏，或者跑到其他包工頭那裡，往往拖欠農民工一部分工資，一般在600元左右，強迫農民工來年繼續在其手下乾活。
4． 墊資施工是欠薪的根本原因之一。 據調查，有這樣一個不成文的“潛在規則”：多數開發單位都將“施工企業先行墊付工程款”作為招標的一個必要條件，等工程進展到一定程度，開發商再將工程款分期分批撥付給施工單位，這就給拖欠工資問題埋下伏筆。
5． 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導致欠薪。 農民工運用法律自我保護的能力較低，認為老闆給不給錢，或者什麼時候給錢，是老闆的事，自己拿他沒辦法。
6． 政府工程資金缺口大，造成拖欠。
採取措施
1、建立施工企業支付農民工工資的約束和保障機制，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 一是施工企業在領取施工許可證前，按照工程合同價款的一定比例向工程所在地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主管部門交納職工工資保障金，工資保障金在工程合同價款中列支，專款專用。 二是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主管部門及時將工資保障金存入指定銀行，專戶存儲，專款專用。 三是施工企業招收農民工，必須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農民工依法享有勞動報酬、休息休假、 勞動安全衛生以及保險福利的權利，並在規定期限內持農民工名冊到當地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四是施工企業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足額支付農民工工資，施工工程期限小於一個月的或者雙方約定支付工資期限低於一個月的，另其約定。 五是在工程建設期間及工程竣工後60日內，有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的，由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主管部門啟動工資保障金，及時發放拖欠的農民工工資。
1、建立施工企業支付農民工工資的約束和保障機制，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 一是施工企業在領取施工許可證前，按照工程合同價款的一定比例向工程所在地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主管部門交納職工工資保障金，工資保障金在工程合同價款中列支，專款專用。 二是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主管部門及時將工資保障金存入指定銀行，專戶存儲，專款專用。 三是施工企業招收農民工，必須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農民工依法享有勞動報酬、休息休假、 勞動安全衛生以及保險福利的權利，並在規定期限內持農民工名冊到當地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主管部門備案。 四是施工企業應當以貨幣形式按月足額支付農民工工資，施工工程期限小於一個月的或者雙方約定支付工資期限低於一個月的，另其約定。 五是在工程建設期間及工程竣工後60日內，有拖欠農民工工資行為的，由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主管部門啟動工資保障金，及時發放拖欠的農民工工資。
2． 嚴格規範新建項目的審批手續。 對建設資金不到位的建設項目不辦理項目審批，不予立項、不予開工建設，做到新帳不欠，老帳限期付清。
3． 建立企業信用檔案製度。 對存在拖欠農民工資問題的房地產和建築業企業，主管部門記入企業信用檔案，通過媒體向社會公佈，對清欠不力，沒有及時完成清欠任務的房地產和建築業企業，將向社會公佈進行曝光。
4． 建立日常工作機制和監督機制。 通過設立拖欠舉報投訴電話，加強對房地產開發企業和建築業企業的監管，促使每個建設領域企業依法支付農民工工資，落實清欠責任，及時兌現農民工工資。
5． 建立欠薪應急周轉金制度。 其主要由政府財政出一部分資金，組成欠薪保障應急基金，專門用於應付突發性、群體性的欠薪糾紛。 浙江省嘉興、溫州已經建立這一制度。 其主要針對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抗市場風險能力比較弱，在行政救濟和司法救濟存在時間成本和程序複雜難以讓農民工接受的情況下，有效地保證農民工群體臨時性的生活救濟。
6． 提高農民工的法律維權意識。 加強對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進一步提高廣大農民朋友的法律法規保護意識，有關部門應設立農民工工資清欠舉報電話，一旦發現有工程款拖欠的，農民朋友能及時向政府反映。
7． 國家應繼續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 ，加強對投資項目的監管力度，抑制不合理的投資行為發生，以切實防止新的拖欠現象發生。
歷史狀況
中國大陸的民工是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後，開始大量湧入城市，才漸漸出現的。 從全國來看，最開始的農民工主要以建築業為主，接著就是製造業。 改革開放以後農民工流動的規模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 流動遷徙的形式大致分為兩類。 一類是跨地區流動，隨著沿海地區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和勞動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大量短期甚至長期遷移東部經濟發達地區，這種人口流動也稱為“ 民工潮 ”；另外一類流動則是農民就近流動到快速發展的本地城鎮。
社會現狀
據有關方面測算，2005年農民工數量估計1.5億人。 農民工主要分佈於建築業、 採礦業 、第三產業和其他產業鏈低端或勞動力密集型產業。 沿海地區各個生產領域的產業工人均以農民工為主，農民工的提法從1990年代作為術語開始頻繁出現，在此以前最常見的提法為民工。 由於戶籍制度造成的就業、福利歧視等原因，農民工是中國大陸城市最底層的階層，許多人處於非常艱難的生活和工作狀況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逐步採取措施，以統一城鄉戶籍制度，這將從根本上達成農民工的公平就業和待遇。
子女受教育問題
農民工子女沒有城市戶口，導致其入學困難。 即使入學，也容易受到當地人的歧視，視其子女掠奪了當地人的教育資源。 最終結果是：農民工與城市人口的矛盾上升。
醫療
一些農村打工者沒有參保意識，在發生工傷或疾病時，不能享受醫療保險，加重了自身負擔。
權益
由於中國大陸現狀是人口眾多，就業問題成為頭痛的問題，城市本身存在大量失業，農村勞動力特別是青壯年勞動力絕大多數處於閒置狀態，加上城鄉二元體制的分割，直至2005年為止，農民工的權益仍舊沒有任何保障，由此引發的農民工問題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這一龐大的群體學者將其劃為邊緣人 、 弱勢群體 ，絕大多數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沒有養老保險 、也沒有醫療保險 ，因工致傷、致殘和致死的事故的基本人權都沒有保障，甚至諸多黑心的企業、 雇主惡意剋扣、拖欠和拒付農民工的工資，並已釀成社會問題。 民間湧現諸多農民工維權鬥士，媒體開始廣泛關注農民工問題，政府開始考慮農民工問題。
2005年2月7日，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出《關於廢止〈農村勞動力跨省流動就業管理暫行規定〉及有關配套文件的通知》，並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農民工維權手冊 》。 溫家寶擔任總理以後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並開始整治惡意拖欠工資的雇主，2006年1月18日國務院推出了《 關於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 》。
緩解衝突
南京建築業農民工免費體檢
南京建築業農民工免費參加健康體檢工作2012年12月19日啟動，約17萬已經領取了市民卡的建築業農民工都可以就近到南京市內40家定點醫院享受一次免費健康體檢。 記者了解到，南京建築業農民工基本醫療保障待遇都有所提高，在一年內，門診看病800元以內的報銷比例在50%到60%，住院80%以上可以報銷，大病醫療保險基金累計最高支付限額由15萬元提高到29萬元。
解決策略
社會學家、三農問題評論家艾君近幾年年針對農民工問題提出一些看法和實施策略。 他認為，要界定農民工問題，解決農民工問題，首先要弄清楚農民是什麼？
農民如果是一種職業而非身份，該按照職業，也就是從事農業生產工作的人來界定農民。 如果界定農民是一種職業，那麼“農民工”又是什麼呢？ 是種職業？ 是農民職業轉工人職業？ 是既做工人又做農民？ 那麼那些長期從事非農業勞動的農村人還是農民工嗎？ 他認為，如果說農民是一種職業，眼下提出農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語法的誤區。 如果承認農民是種身份，那麼提出“農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他強調，首先，“農民工”的概念就變成一個錯誤的提法。 農民是職業，那就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者了，那麼農民工，不就成了“從事農業生產的工人”了嗎？ 可事實上，社會上把農民工指的是農業戶口，但從事著非農業工作的勞動者。 從“農民工”一詞的盲目出籠，已經把“農民”給界定為一種身份了。 也許“農民工”一詞的出台就缺少科學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誤區。
艾君認為，農民工問題的根源在於城市文化派生出來的對鄉村的政治、文化、經濟的排斥而產生的人的等級觀念的歧視。 這就是有的學者所說的農民屬於“草根”底層，城市人屬於“花草”上層。 因此，解決了農民工進城問題，即便讓他們在城裡住下來，並不能從根本解決所有農民問題，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農問題將不存在”。 這種理論觀點，實際屬於修修補補，治標不治本，形而上學、紙上談兵。
他認為，戶籍制度是引發城鄉差別的原因之一。 即使在城市里工作，身為農民戶籍身份的農民工也無法享有城市人的“補貼”。 城市化的實質是轉化農民為居民，轉化小生產的主體為現代市場經濟的主體。 戶籍制度是農民工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農問題的產生的一大原因，是農民受到歧視、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諸如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並得以執行的前提！
隨著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和城鄉統一戶籍制度的實施，伴隨農村醫療、住房公積金、社會保險等福利的實施，農民工必成歷史。
他提出了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關鍵，認為應該有步驟、有規劃、分階段、有深度地進行城鄉改革，切實解決三農問題：
一，首先要從戶口制度入手，在2年內徹底取消其農業戶口、 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統一登記為“居民戶口”，打破多元體制向一元體制轉化。 消除城鄉戶籍差別是第一步。
二 ，在消除城鄉戶籍差別之後，新的製度安排必須要迅速跟進，利用2-3年時間建立起城鄉社會福利、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障一體化的製度。
三 ，從戶口入手，福利、醫療、養老、就業等保障一體化的製跟進，然後就要著手解決好農村人土地歸屬問題。 農村解決好了以上三點，接下來就是在城市、農村，實行“以房定戶”制度。 即，人出生後，就註冊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戶口，戶口的遷移實行像婚姻登記一樣註冊登記制，登記註冊的基礎是有住房作為唯一的條件。 眼下“農民工”一詞的出籠是個值得思考的社會問題。 [13]
解決策略（2）
也有專家提出，解決農民工問題存在兩個主要的障礙。 一是城鄉二元體制的人為壁壘；二是農民工文化水平低下的歷史痛楚。
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就要打破障礙。 主要方法是：城鄉二元體制需要破解。 所謂破解，即不能一棒打死，不能一棍打翻。 城鄉二元體制在歷史的特定時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推動了中國的發展。 落後的體制沒有跟上快速發展的社會。 隨著農業技術的提高，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批剩餘的農村勞動力開始向城市轉移。 30年的轉移造成的後果是城市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廣義上的農民工。 他們滿懷理想，打平之後發現，這個世界原來不是他們的。 而悲劇的根源就是城鄉二元體制。 二元的城鄉體制讓進城的農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各種福利和待遇。 受傷後，保險缺失；失業後，他們還是農民；子女入學，“贊助費”讓人“望校興嘆”。 雖然如此，部分城市試圖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的失敗又告訴我們這個體制不得不繼續沿用。 因為，城鄉二元體制消除之後會面臨城市人口膨脹及隨著而來的城市問題，也會造成農業人口的短缺。 在城鄉兩級分化嚴重的今天，鮮有農民會甘願留守農村，因為人總是希望生活能夠更好的，城市的公共設施、便利的生活條件讓人羨慕。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教授在《中國農民工調查》中指出：“農民工之所以能夠在城市中以比較低廉的價格從事經濟活動，正在於他們的這種兩棲身份。如果中國沒有戶籍制度，農民工就會希望擁有與城里人一樣的生活方式、一樣的收入、一樣的勞動條件，但我現在覺得我是農民，我的家在農村，我到你這裡來就是為了掙點兒錢而已，只要收入我認為可以，我就乾了，這就是中國很低的勞動成本之所以能夠存在的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畸形的“民工荒”告訴我們，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農民工也必須轉型。 九年義務教育歷經風雨之後已有95%以上的普及率，新一代的農民工文化水平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文化水平的提高對他們在務工過程中的幫助取得明顯效果。 他們的工作可以更輕鬆了，維權意識提高了，業餘生活豐富了。 因此，我們有必要繼續普及義務教育，尤其是嘗試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 僅僅是教育並不能讓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立穩腳跟。 伴隨著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步伐加快，傳統的靠體力生存的“苦力”市場逐漸萎縮，一大批需要專業技能的企業誕生。 企業需要有技術的農民工，大部分農民工卻只有體力。 這就造成了部分行業出現了所謂的“民工荒”。 “民工荒”的出現告訴我們，在加快經濟結構轉型的同時，不要忘記讓“農民工”也跟著轉型，否則，轉型後的企業就會缺少血液，無法生存。 [14]
中共十八大代表、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楊志明 2012年11月12日在北京表示，中國政府在十方面維護農民工的權益，包括進城有工作、維權有渠道。
楊志明說，維護權益主要是努力做到“十有”：第一，進城有工作；第二，勞動有合同；第三，上崗有培訓；第四，幹活有報酬；第五，參保有辦法；第六，住宿有改善；第七，維權有渠道；第八，生活有文化；第九，子女有教育；第十，發展有目標。
他強調，通過提升、創新、發展，實現大部分農民工由普工轉變為技工，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在城市就地落戶，部分轉為新市民。 國務院已經在這方面作了部署，將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民工進城落戶。 “比如說農民工在縣城所在地半年以上穩定就業的就可以申請落戶；在中小城市穩定就業三年以上的，並符合其他條件，也可以申請落戶；在大城市落戶是要符合特定的條件。” [15]
歧視色彩
長期以來，“農民工”已經成了人們對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習慣性稱呼，與這個詞相伴的往往是更多的關注和同情。 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在談及“農民工”這一稱謂時表示，這樣的稱謂本身就帶有歧視色彩，呼籲社會慎用這一稱謂。
“工農商學兵，本是職業的劃分，為什麼唯獨“農民”永遠要被加上特定的標籤呢？”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昨天在與社科界專家學者座談時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並呼籲取消“農民工”這一稱謂：
盧展工：專家們都在這裡， “農民工”應該呼籲取消這個概念。 農民是職業呀，哪有生出來就是工人的？ 哪有生出來就是商人的？ 結果偏偏農民生出來就是農民，剛生出來就變農民了，他還沒幹活兒呢，就農民了。 我提了好幾次，盡量不要用“農民工”，工人就是工人，就是從農村到城市當工人就是工人。 要不你乾脆都是這樣，農民幹部，當了常務副省長了也是農民幹部，農村出來的嘛。
盧展工：包括在企業、在單位的相應的待遇，你農村招進來的跟本地的就不一樣，跟城市居民就不一樣，一系列的歧視，本來應該融合，到哪個地方就應該融合到單位，融合到學校，融合到我們社會，這個社會才能和諧。 “農民工”這一稱呼的背後隱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視，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勵外來務工人員融入社會。 [16]
社會待遇
大連市農民工達92萬人。 大連市委、市政府把農民工納入地方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之中，就農民工最需要的職業教育培訓、子女教育、社會保障、戶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務等方面製定詳細規劃，分步落實。 大連給予每位農民工市民化待遇，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變成了新市民。 [17]
在大連，不論是圖書館還是文化館，都向農民工免費開放。 夏季的每個週末，大連還在農民工聚集的地方安排露天電影、廣場演出，滿足農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17]
大連把農民工子女納入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工作範疇，入學率達到100%，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允許填報公辦普通高中和公費統招志願。 大連中小學在校學生中超過兩成是“外來娃”。 [17]
從2012年開始，大連採取全民培訓、免費培訓，將農村勞動力和未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全部納入免費培訓對象，針對大連急需的20多個工種進行免費培訓。 [17]
政策引導
李克強6日考察人社部，詳細了解農民工就業中遇到的突出問題。 總理說，傳統的建築業和製造業吸納農民工就業在下降，需要另闢蹊徑 ，通過信息諮詢、技能培訓等手段逐步把農民工引向新經濟 、 新產業 、新業態 ，提高農民工就業的質量和家庭幸福感 。 [18]
心理渴望
一個正常的成年人，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都少不了正常的性生活。 而生活在城市裡的單身農民工和留守在家的婦女們，性，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渴望不可及的奢侈的字眼。 男人出外打工，妻子如果與丈夫一同去，孩子沒人看管，怕荒廢了孩子未來和前程，在家管教孩子，伺俸公婆。
夫妻之間兩地分居，不能享受天倫之樂，長期的性壓抑，讓他們煩躁而焦慮。 他們就是這樣艱難地選擇著這種痛苦的生活，忍受著分居的孤寂。 繁重的體力勞動似乎還不難承受，讓他們更加難以忍受的是長期的性壓抑。 尤其對於生理處於性慾旺盛期的年輕婦女來說，性壓抑已經成了她們感情生活的一大痛楚。
【警察夜查站街女服務店】圖為被警方控制的涉嫌賣淫嫖娼的男女。 這些男人大多是農民工，收入低微，沒有妻子或者妻子在家鄉，性生活主要找街邊站街女，因為站街女也大多來自農村，沒有好的職業和收入，故而在收費上會便宜很多。[7]
高危人群
本報棗莊11月30日訊（記者袁沛民）11月30日下午,棗莊市疾控中心聯合市中區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工作人員,到市中區齊村鎮齊村二街農民公寓的建設工地,對工地中的工人們進行艾滋病防治知識宣傳,發放安全套。
據介紹,由於文化水平低、衛生意識差、生活缺乏娛樂活動,近年來,打工者尤其是農民工群體逐漸成為艾滋病高危人群。 外出打工者中,由於正常的生理需求沒有適當的渠道解決,由此產生的不安全性行為十分普遍。 然而,由於缺乏足夠的安全知識,農民工群體逐漸成為艾滋病高危人群。 更為嚴重的是,許多人會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病毒攜帶回自己的家鄉,從而發生擴散。
棗莊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剛告訴記者,就棗莊的情況來看,外來的打工者並不是很多,但是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棗莊去外地打工回流的人不少。 進入工地宣傳就是為了讓打工者提高防範意識,遠離艾滋。 [19]
參考資料
...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6%B0%91%E5%B7%A5/5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6%B0%91%E5%B7%A5/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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