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以為「基本所得」是館長的「邏輯邪」,不料是早已有的「烏托邦」!

是嗎?那就貼些相關資料,並聯貼〈中國社改〉〈中國醫改〉〈中國教改〉〈中國改〉

另參【圖博館】《誰偷了我的工作》《窮人銀行家》 《意識形態與烏托邦》


基本所得:邏輯邪64/66
 

基本工資違背資本主義
自由市場機制基本原則
工資應由供需雙方決定
而非政府命令老闆加薪
強制結果只會加速外移
造成低技能低薪者失業
尤其青少年與兼職人員
無法外移的工作也多如
美國幾千萬的非法外勞
台灣幾十萬的合法外勞
則享盡了基本工資上調
故應廢基本工資而改以
基本所得保障低收入者
 
阿楨屍哲的分析
雖合理性專業
但不合事實
日韓比台灣少外勞且基本和平均工資比台灣高
但2011年青年失業比為9.7%:9.4%:12.7%
 
的相反
且不論青年和高學歷高失業是全球共通現象
日韓青年失業率不是10%以下而是20%以上
因日韓官方失業統計不含大量時薪兼差工作者
至於南韓基本和平均工資會從低於到比台灣高
其因有
李陳政權廿年的經濟鎖國造成GDP和工資停滯
馬政府2008年開放後又面臨兩次全球經濟危機
南韓的舉國體制型(資源投入大企業) 經濟結構
歷經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的改革和調整
三星等大企業產品剛好能化全球危機為南韓商機
南韓的舉國體制讓大企業不易因工運加薪而外移
於是南韓的GDP和工資從低於到比台灣高近一倍
但此同時南韓也要付出高物價高貧富不均之代價
尤其當全球經濟戰開打(如美日對韓之專利滙率戰)
萬一南韓大企業挺不住的話南韓舉國也會跟著陪葬
 
 
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2017衛城出版  
  內容簡介
  愈來愈嚴重的不平等,已經是無可否認的情況
  問題是:我們該如何改善現狀?
  基本收入,或許是能突破當前困境的最佳方案
  從歐洲芬蘭、美洲加拿大到非洲肯亞,許多國家已經在實驗的基本收入,到底是什麼?
  第一本全面解析基本收入的中文著作
  「定期發給每個人一筆現金基本收入,沒有任何條件限制。」這種提議聽起來既瘋狂又可疑,像是不切實際的空想。然而這個想法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就不斷有重要思想家提出,包括潘恩(Thomas Paine)、彌爾(J. S. Mill)和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是經過嚴肅考量的建議,並非兒戲。
  例如,我們通常認為社會福利與保障措施只需針對窮人,但是只針對窮人的救助政策除了請領過程帶有羞辱感與行政成本高昂之外,更容易讓人掉入貧窮陷阱與失業陷阱,而基本收入方案卻能避開這些缺點。此外,基本收入提供的經濟保障讓勞工免除後顧之憂,更有能力與資方對等協商,拒絕不好的勞動條件,自在選擇適合的工作,從而矯正勞動市場極度傾斜的權力結構,促進勞動市場的真正自由。
  本書作者帕雷斯與范德波特是推動基本收入方案的重要人物,他們詳細追溯基本收入思想的歷史、討論它與其他社會福利制度的效果差異、說明在道德上與經濟上反對與支持的理由、財源從何而來,以及政治上如何可能達成,正反並陳,全面解析基本收入方案的優點與疑點,同時提出他們的辯護論點。
  當不平等問題日益嚴重,過去的因應機制又逐漸失靈,基本收入很可能是我們真正邁向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重要工具。
 
 
無條件基本收入,可行嗎?2018/03/25苦勞網
 
無論有沒有工作、收入多少,每個人、每個月都可以拿到1萬至3萬多新台幣的「收入」,這聽起來是不是很讓人心動呢?「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方案最近在台灣引起熱烈討論,但其究竟是否可行?這樣的措施又是否真的有利於勞工大眾?本文從左翼的批判性觀點切入,分析了不同的「無條件基本收入」方案,指出基本收入除了難以落實,也將產生為市場機制護航的負面效果。布魯塞爾自由大學與劍橋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Daniel Zamora文章發表於去年12月28日《雅克賓》(Jacobin)雜誌,原題為"The Case Against a Basic Income"。
在希拉蕊的競選回憶錄《發生什麼事?》一書中,她寫道,為所有美國人提供無條件基本收入(UBI)的想法「使她著迷」。考慮到她毫無激情的競選活動,她解釋說,雖然她想在競選承諾裡納入UBI的點子,但卻「沒辦法讓收支平衡」,所以她放棄了這個主意。
  她的計畫叫做「屬於美國的阿拉斯加」(Alaska for America)。這裡的阿拉斯加指的是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PF),該項計畫在1982年成立,每年都為阿拉斯加州的公民提供石油收入的年度分紅。這項想法在六零年代中期相當風行,曾經由尼克森總統在美國全國範圍內實施。美國的研究人員曾在紐澤西州進行了大規模的實驗,加拿大在七零年代中期也曾在溫尼伯市進行過研究。當時,該提案在歐洲大陸和北美曾引發激烈的辯論,但數十年過後,支持者卻緩慢且穩定地減少。保守派對九零年代福利改革下出現的「工作『福利』」(workfare)與「活化勞動市場」(activation)政策的偏好(主要是由克林頓總統主導),將基本收入變成了烏托邦式的夢想。
  但UBI隨著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的關注,在過去數十年以來,此一想法獲得了新生。事實上,UBI更已經成為許多社會運動與政府的議程。對於UBI的兩位主要支持者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與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來說,「不斷增長的不平等、自動化的新浪潮,以及對生態極限更敏銳的認識結合在一起,使得UBI在世界上吸引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
  芬蘭的右翼政府正在測試,是否能夠用分配給所有芬蘭公民的基本收入,取代部分的失業救濟制度。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自2017年夏季開始就實施了一項大規模的實驗。在歐洲,荷蘭有最完整的UBI計畫實驗,某些市政府正在測試該計畫對受益人的影響。而在法國,不幸落選的社會黨總統候選人阿蒙(Benoît Hamon)也將基本收入列入他的關鍵施政措施中。
  全球各地的政黨都在公開討論對每個公民分配無條件收入的想法。不論是政治光譜的哪一邊,都指出了不同的假設性優點:右派讚揚UBI能夠擺脫過時的國家官僚體制;左派則以為UBI能夠根絕貧窮。
  某種流行的觀點是,一旦出現了「自由」且「具社會意義」的基本收入,那些還在用階級或工業革命等老套行話思考的人,將會與充分體察到「知識經濟」造成經濟與社會深刻變革的人們分道揚鑣。對後者來說,充分就業只是烏托邦式的幻想,穩定就業也只是過時的盼望,而落伍的雇傭勞動制度,例如社會安全、工會等,都已是陳腔濫調,並對社會進步與個人自由造成了阻礙。對於激進左翼「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t)1理論家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和威廉斯(Alex Williams)來說,基本收入構成了「後資本主義」的退路。而自稱為「企業家」的巴恩斯(Peter Barnes),他出版的《給所有人的自由與分紅》啟發了希拉蕊,並在書中認為UBI可以創造「更均衡的資本主義——我們可以稱之為『人人都可入股分紅』(everyone-gets-a-share)的資本主義。」
  針對UBI的研究、試驗與辯論正在倍數增長,使得UBI再度成為「時機成熟」的概念。
  矛盾的是,UBI似乎是種危急時刻的需求,在社會退步與緊縮的時刻揮之不去。隨著政治風向轉向右翼,社會運動處在守勢之中,UBI反而大有斬獲。社會收益越是看似高不可攀,UBI就越有道理。植物學家或許會將UBI稱之為「生物指標」:它標誌了新自由主義的進展。在新自由主義轉型後被破壞得越嚴重的地方,對基本收入的支持程度越是增加。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UBI並不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替代選項,而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投降。事實上,最普遍形式的基本收入,將會使得勞動力普遍地變得不安定,同時擴大不穩定就業的市場範圍——正如同矽谷科技業的「上師」們所希望的那樣。
  左翼基本收入的不可能
UBI在經濟上是否可行,雖然基本上是個技術問題,但對於確定其政治特徵來說至關重要。這是因為UBI的效果取決於分配的金額與實施的條件。
  斯尼切克和威廉斯在加速主義者的宣言〈發明未來〉中寫道:「UBI的真正意義在於它推翻了目前存在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權力不對稱。」UBI的確立將能夠使工人「選擇是否要工作⋯⋯UBI因此解除了僱傭勞動的強制性,部分地除去了勞動的商品性質,也因此轉變了勞動與資本的政治關係。」
  但作者們堅稱,為了達成UBI上述的效果,它「必須提供足夠的收入來維持生活」。倘若支付金額不足使人們拒絕工作,UBI將可能降低工資,並創造更多「屎缺」。
  儘管規模與實施條件非常重要,但是大量試圖建立UBI制度的文章(包含斯尼切克和威廉斯的著作)都非常少討論這套制度的具體細節。許多基本收入的好處,只有在每月提供豐厚的金額時才能達成,這代表中等或微薄金額的版本將產生潛在的負面影響。
  斯坦丁(Guy Standing)是英國基本收入的先驅,目前則為低金額版本辯護。為了推進他的提案,斯坦丁找上工黨智庫「指南針」(Compass),後者透過數個微觀模擬實驗,以評估在英國背景下實施UBI的效果與可行性。指南針的研究表明,任何基本收入計畫都存在取代現有的、經濟資格限定的福利的風險:這種「完整計畫」的最簡單版本是,每月給予每個成人392美元(約新台幣11,450元),並廢除既存、經濟資格限定的福利制度。這項計畫產生了毀滅性的結果:兒童貧窮率將提高一成,養老金領取者和勞動人口的貧窮率也分別提高了4%和3%。
  指南針同時分析了另一項「修正計畫」,即為達到工作年齡的成人提供每月基本收入284英鎊(約新台幣11,715元),另外提供給其他人較少的金額,並且在實施基本收入的同時不取代多數既存的社會計畫。然而,正如同收取稅收的情形,在計算受益人參與這些計劃的資格時,UBI將被算成收入;這種「附加」的結構使得UBI比其他方案更便宜,因為大部分的開支都包含在既有的社會支出中。但這樣一來,也將抑制窮人淨收入的成長。儘管如此,這個版本的總成本(所需要的額外稅額總和),是1,700億英鎊,或者說英國GDP的6.5%,這正是當前斯坦丁推動的版本。
  儘管財政上的投入(英國GDP的6.5%,或幾乎是美國目前花在軍費上的GDP數額的兩倍)將帶來新體系的實現,但結果卻非常讓人失望。雖然兒童貧困率從16%下降到了9%,但勞動年齡的人口貧窮率卻只下降不到2%(13.9%降到12%),養老金領取者僅下降1%(14.9%降到14.1%)。組織起來的大筆資金對貧困只產生有限的作用,也並沒有給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帶來特別的好處。正如同經濟學家高夫(Ian Gough)所說,UBI的想法看似一個「強大的新稅收引擎」,卻只「推得動一台小推車」。
  我們若認為任何已開發國家只需要1%的GDP就能終結貧窮,那麼此一事實將更加顯著。針對所有失業者(不論其家庭結構中的地位)發給的個人失業救濟金(金額設定在貧窮線,即每月約新台幣35,060元),不只將使所有人擺脫貧困,還會結束「工作『福利』」政策,挑戰家庭結構的規範層面,並從根本意義上改變勞動力市場。所有這些的開支,比UBI所需的經費少了約六到三十五倍的費用。
  同樣的批評適用於范‧帕雷斯的中等版本。范‧帕雷斯是基本收入全球網(BIEN)的創辦人之一,該組織自八零年代中期就開始持續推動UBI。范‧帕雷斯要求應有600歐元(約新台幣21,620元)的「基本」收入。類似斯坦丁的版本,它完全沒有增加既存的社會收益。在類似比利時這樣的國家,范‧帕雷斯的計畫將造成超過GDP的6%以上的成本,但比利時已經存在高度的社會支出與福利水平——而這是一套無法增加絕大多數仰賴社會服務的人的微薄收入的系統。對一項常常被認為具有「革命性」的措施而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試行UBI的過程中,芬蘭載明其「主要目標」在於透過激勵人們「接受低薪與低生產力的工作」以便「促進就業」。
  當然,我們或許可以追求一個更大方的版本,更接近反資本主義者或加速主義者的提案,就好比法國經濟學家穆立-普東(Yann Moulier-Boutang)的提議,他的版本的UBI建議每月給付每個公民1,100歐元(約新台幣39,580元),作為現有福利的外加。
  在法國,這將帶來8,710億歐元的支出,佔GDP的三成五。當法國社會黨智庫讓‧若海斯基金會(Fondation Jean Jaurès)估計每月1,000歐元的UBI帶來的財務影響時,它估計UBI計畫將會用掉現存所有的社會支出,包含退休金、失業與社會援助等,更要用到國民教育與健康保險的預算。簡單來說,這個版本的UBI可能很難見到明天的陽光。
  穆立-普東自己也承認這點,他寫道,儘管「還必須要製作詳盡的資產負債平衡表,⋯⋯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有的所得稅體系,只能夠為這項計畫實行的一小部分提供資金。」為了解決這項問題,穆立-普東建議透過5%的金融交易稅取代現存稅收制度(包含累進所得稅),他將此舉稱之為一種「財政革命」,將可以「減少預算赤字」,同時又「保持目前的社會水平支出,並增加871億歐元的UBI資金。」
  穆立-普東神奇的計算聽起來很誘人,但金融交易稅永遠不可能收到如此大的數額。雖然金融交易的總量龐大(目前約為GDP的十倍),但這正是因為金融交易的稅率並非5%。由於金融交易通常是為了實現低達百分之零點幾的套利所進行,因此若是我們採用穆立-普東提議的單一稅率,金融交易將會停止。相較之下,「托賓稅」(Tobin tax)是目前唯一嚴肅考慮的金融交易稅,通常預計最多為0.05%至0.2%(比穆立-普東的建議小一百倍),其專門設計用於減少投機(也因此包含交易)行為。
  除非減少其他事物的資金投入,否則沒有任何經濟體能夠給付慷慨的基本收入。我們要不是採用影響力高度可疑的最低限度版本,要不就得消除所有其他的社會支出,並在實際上創造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的天堂。面對這些事實,我們應該質疑UBI的合理性,正如馬丁內利(Luke Martinelli)說的那樣:「付得起的UBI是不夠的,而足夠的UBI是付不起的。」
  在我們徹底改變我們的經濟前,我們不能夠在國家已經花費了一半以上的GDP的情況下,再支出一項得花費三成五GDP的措施。顯而易見的是,要建立充足水準的UBI,必須先打破資本主義的權力關係,這意味著將UBI視為社會改革的「手段」,根本是無稽之談。事實上,許多基本收入的辯詞都可以被歸類為格斯(Raymond Geuss)所稱的「非現實政治哲學」(nonrealist political philosophy):也就是從現實世界與真實人物的完全抽象中所形成的觀點,更徹底「脫離現實政治」——就像是把羅爾斯的正義模型當作發想靈感的范.帕雷斯等人。
  如果UBI開始成形,目前的權力關係將有利於那些具有經濟實力,並想透過弱化現存社會保障制度與勞動力市場管制而獲利的人。誰來決定給付的每月數額?誰來決定UBI的規則與條件?在今天的權力關係中誰會得到好處?顯然不會是工人。
  工作的危機?
談到工作時,范‧帕雷斯喜歡引述醫師凱伯(Jan Pieter Kuiper)的話,後者在七零年代發起了關於荷蘭基本收入的辯論,凱伯認為:「有些我的病人是因為工作太多而生病,有另一些則是因為無法找到工作而生病。」這個矛盾貫穿整個資本主義的歷史,並激勵了范‧帕雷斯和他的許多追隨者。
  UBI將創造一個這樣的社會:「那些工作太多的人⋯⋯將會少點工作,以免厭世、又可以喘口氣,為新工作再充電,或是照顧他們心愛的人。因此釋出的工作則可以交由別人進行。」也就是說,UBI的目的不在「減少工作,因而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工作」,這正是傳統的工人運動所爭取的,UBI反而是讓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時間選擇做多少工作,支持者將其視為獲得更和諧的工作分配的方式。這個目標看似明智,但其實也帶來了不少疑惑。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UBI可能會造成激化雇主向下競爭(race to the bottom)趨勢的風險。
  今日的勞動力市場有高度分層的現象:某些人可以取得好工作,但同時另一些人則面臨嚴酷的競爭,他們只能謀得不安定、不穩定的工作。微薄或者中等的UBI(因為金額太低,人們無法拒絕工作機會)可能會使最沒有競爭條件的人陷入更加嚴峻的危險處境。正如馬丁內利所說:
  這類工人沒有退場的選項,又因為他們處在相對於雇主來說的弱勢談判地位,這意味著如果其他工人因為無條件給付而願意減少他們的工資,基本收入最終可能會惡化弱勢工人的微薄工資與貧窮處境。
  馬丁內利強調:「基本收入有『強化低薪問題,並補助那些慣老闆』的危險,還可能造成爛工作爆增。」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有好工作的人將可以繼續過著充實美滿的人生,再額外加上UBI的補助;與此同時,其他人卻必須要把UBI和一份或好幾份爛工作的低薪合起來才能過活。也就是說,UBI不會試圖幫助那些沒有工作的人立刻拿到一份工作,或是改善他們既有的工作。顯然,所有證據都表明這項提議只會幫倒忙:UBI就好比戰爭機器,將會造成工資降低與不穩定工作的增加。
  基本收入的這一個面向並不新鮮:這也解釋了為何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為何會提出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2形式的UBI。相對於在失業問題上低估工資角色的凱因斯(John Keynes),斯蒂格勒在1946年的知名論文〈最低工資管制的經濟學〉中主張最低工資將會降低就業率。他呼籲政府應該廢除最低工資的管制,如此一來,勞動者就能夠接受不超過市場價格的工資。
  斯蒂格勒的負所得稅將可以使收入成長到特定的水平,並使得工人可以接受低薪工作,卻同時能擁有在貧窮線以上的生活。事實上,這套系統保證了工人的最低收入,而不會影響到工資的價格。正如弗里曼在1956年提到的那樣,這套計畫「在通過市場運作的同時,並不會扭曲市場或阻礙其運作」,正如同當時凱因斯的計畫所做的那樣。
  至今,人們仍常常在UBI的倡議者那兒看到他們用上這類新古典主義者關於就業的陳腔濫調。例如,我們只能對范‧帕雷斯和范德波特在他們最近出版的《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一書中的可疑論斷感到驚訝,像是「在薪資水準受到最低工資管制、團體談判和慷慨的就業保險的嚴密保障之下,其結果往往導致大量的職缺流失。」
  我們不應該從下述前提出發,即過高的工資會擾亂經濟的最優均衡,並導致失業。這正是我們應該積極挑戰的念頭。實際上,近來的研究大大地顛覆了這些主張。與新古典主義的預測相反,稅收運作最健全的國家就業率最高,因為所得稅為社會服務提供了經費,進而促進勞動力市場(特別是對婦女來說)的參與率。
  誰來工作?
讓我們想像一下,或許在帳面數據上,我們可能可以建立一個夠高的UBI,並讓我們所有人都不必工作。假設我們可以擁有這種大方的基本收入,並且仍擁有強大的福利國家,這必定會顛覆目前的整個局面。然而,這個烏托邦的存在卻必須要仰賴兩個有問題的假設。
  首先,UBI的烏托邦假定失業的人不想工作,或是同樣樂於接受慷慨的每月支票。但要是這是錯的呢?「我們應該減少對工作的依賴,而不是爭取就業」的說法,並沒有考慮到多數人是想要工作的。阿克曼(Seth Ackerman)也批評,這種說法認為失業者的絕望形同虛假意識,而這種虛假意識可以透過呼籲大家不工作破除。
  這種說法只是對工作議題的錯誤闡釋。關於工作,更深刻的思考層次在於:工作並不只是賺錢而已。這不只是種「工作狂意識形態」(pro-work ideology),而且還是以大規模分工為基礎的社會中的客觀條件。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為集體的生產自我付出,這個社會對收入和工作有著一定的分配方式。人們顯然擔心收入的不平等,但他們不也擔心工作的不平等嗎?這正是阿克曼的看法,「只要社會再生產需要異化勞動,總會有要求每個人擔起平等工作責任的社會需求,並讓那些(不論任何理由)能工作卻不工作的人感到不安。」
  這也就是為什麼普遍的工作保證以及減少工時仍是任何左派政治的最重要目標。減少全體工人的工時,不論政治上或社會上來說,都比創造更多社會分隔的失業工人群體更可取,因為後面一種狀況會對就業者造成嚴重的後果。不難想像的是,這種情形會如何在工人階級之中造成分裂——正如同過去數十年來的狀況一樣。
  其次,這樣「烏托邦」式的UBI造成了關於如何分配工作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分工的問題):我們如何在一個我們可以選擇不工作的社會中,確定工作的分配?在資本主義之下,分工以殘酷的手段固定下來,將大部分人口貶低到艱難、低薪,卻對社會具有高度價值的工作裡。相對之下,「烏托邦」式的UBI單單假設了一個從工作的需要中解放的社會,個人慾望的自發性組合將有助於社會分工的正常運轉,也就是說,個人有了全新的自由去選擇什麼是他們想做的,而這將會自動地產生完美運作的分工。不過,這個期待只是個假設且尚未被證明。
  若要設想一個工作分配不再被強制決定的社會,那麼我們將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本身。而為了讓工作變得更具有意義和吸引力,對於工作的重新思考將只會指向解放的方向。在工作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本質的社會裡(不只在工作分配,也在工作內容裡),轉變這個本質已是最基本的任務。
  給錢了事,還是去商品化?
除了討論可行性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外,我們必須提出更根本的問題:35%的GDP的最好用法就是發給全體人口每人1,100歐元嗎?難道對抗資本主義的最好方式不是限制其運作的範圍嗎?與此相反,建立基本收入後,將只容許讓每個人參與在市場裡。
  我們當前的經濟危機已不只是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雖然不平等最受關注,但這只是資本主義的次要特徵。資本主義最顯著(但也是最激烈)的成就之一,就是它使得市場交易成為我們獲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手段。如此一來,資本主義將金錢轉換為幾乎是唯一有效的交換媒介,並使得大多數人必須依賴資本,強化老闆與工人間根本的不對稱權力關係。這種深刻的不平等關係透過強大的經濟力量對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力,不只使得勞動領域的人們居於從屬地位,更將其排除在外。
  在十九世紀末,左派人士非常理解這個問題。福利國家試圖限制市場與經濟力量可以運作的範圍。倘若工業化造成只有所有權人擁有充分的物權,社會安全與失業保險制度也就因此建立起來了,這也就是卡斯特(Robert Castel)所謂的「社會所有權」(social property),標誌著「國家的新功能、權利的新形式,以及財產的新概念的出現」。正如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T. H. Marshall)的解釋,平等不可能「不透過限制競爭市場的自由」,或是不透過開放免於市場需要的社會化空間而實現。換句話說,對左派而言,市場擴張的經濟後果(同時也是政治的與文化的後果)絕不可能與質疑市場本身的運作邏輯分開看待。
  雖然上述觀點在自七零年代早期以來受到劇烈的挫折,但卻仍提供了我們一個與當前新自由主義共識截然不同的觀點。其終極目標不在於讓競爭更加「公平」、更少「歧視」或更不受「規範」。相反地,它的目標是縮小競爭存在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來說,自由並不代表進入市場的能力,而是減少其運作空間的能力。
  希拉蕊說得對,她的確低估了「遠大理想」的力量。但這不意味著UBI就會是我們需要的遠大理想。我們應該重新思考戰後的解放性遺產。二戰後建立的制度性工作型態並不只是穩定或緩和了資本主義。它們是真正的民主與和平的社會要素的雛形,在這樣的社會中,市場不會佔據當前其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根據過去的經驗,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柯賓(Jeremy Corbyn)近來的成功,可能代表通往社會主義政治的復興的大門正逐漸敞開。
  烏托邦並非難以企及——反而比我們想得更唾手可及。
1. 【譯註】加速主義是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一支,他們認為技術進步是推動世界發展的關鍵因素。他們批判傳統左翼對於技術發展的忽視,同時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成為技術進步的阻礙。他們的主要目標不在於反對資本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而是解放前端技術所蘊含的生產力。
2. 【譯註】負所得稅是指對所得稅設定一定的免稅門檻,收入在免稅門檻以上必須繳稅;收入在免稅門檻以下,不但不需繳稅,還可以獲得與收入成一定比例的額外補貼。2008年馬英九曾一度提出「勞動所得退稅補貼」的政見,事實上也是由負所得稅的概念而來。
 
 
台中本來想推行北歐最熱的「無條件基本收入」,為什麼失敗了?2018/01/15中央社
 
  無條件基本收入(UBI),2017年3月一度想在台中試辦,國外學者甚至還找上了台中的政府官員。但你知道,為什麼最後沒有辦成嗎?
  在台灣推動這項倡議的人權工作者黃文雄說,台灣起步較晚,但在資訊與知識上不能落後。
  前台權會會長黃文雄去年建議第6屆雷震紀念講座,由研究UBI已30年的比利時教授范巴赫斯(Philippe Van Parijs)主講,也自此帶動台灣對 UBI的討論。講座於2017年12月18日至21日在台北舉行4場,此外還有一場沙龍座談。
 
 
人人有錢領的全民基本收入 錢從哪裡來?2017-12-21
 
面對AI興起、人力被機器取代的趨勢,提倡不論條件、人人可領的基本收入(Basic Income)理念,近年在國際上開始受到矚目。然而,財源從哪來,一直是大哉問。比利時學者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認為,基本收入現行其實有多種可能的財源,應該盡量探索可能的稅收工具,以減少對工作所得的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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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朱雲漢:無條件基本收入 21世紀必經之路
芬蘭社福實驗,惡夢一場?
不只取代你的工作,AI人工智慧將加大不平等
 
 
無條件基本收入-維基百科
 
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簡稱 UBI ,又稱為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基本收入(Basic Income),指不論工作、收入、財產等任何條件,人人皆可領取由政府或團體組織定期定額發給全體成員(人民)基本生活條件之金錢,只需要是該國的國民或某地區的居民,或某團體組織的成員就足夠了。無條件基本收入讓任何人,即使無法從事謀生活動,包括工作、創業、投資等,也能享有基本生活所需,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而不會因經濟問題而無法生存,且不必因為經濟壓力,而被迫從事不適合自己、或是勞動條件惡劣的勞動,並改善現行社會福利體制的不足。
  概述
對每個社群而言,無條件基本收入,是一種無條件被保障的收入,有四個標準:
一、確保基本生存權,允許人們參與社會
二、提供個人權益保障
三、無須任何條件即可獲得,自然也不排富
四、無對應的工作勞務付出
(但仍然可以自行就業,以賺取額外的收入)
有論述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是唯一可以真正幫助窮人的社會福利,在現行社會福利體制下,不論如何排富,或是資產審查制度,都會有補助門檻的問題與貧窮陷阱的效應,或不知道如何申請補助,或不知道是否符合資格,或是讓不需要或不符合資格的對象取得補助,而導致真正需要的對象無法獲得救助,受補助的群體還會有被歧視與標籤化的問題。
  基本收入目前被認為是人類勞動由機器取代後,人類仍然可以享受生產成果的最佳措施。
  無條件基本收入的發放模式如消費券相似,但它是定期持續發放,而且不設定期限、能夠儲存、消費、借貸,發給全體國民無分男女老幼貧富,無資格限制。
  反對者認為,無條件基本收入會讓人們失去工作的意願,從而使整個經濟衰退,也衝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等既有觀念,或是質疑發放基本收入所需的財政來源何處來,再者,基於政治現實,無條件基本收入實行後並不一定能刪減原有的社會福利制度,變成兩邊都要花錢,開支大增,再來,節流整合社福的做法,也有可能使得部分弱勢人士所受到的救濟會減少,影響生活。
  贊成者認為可以幫助人們從勞動中解放,不再需要與基本生活對抗,從而進行真正想做的事,使人類社會更進一步的進化發展,而即使人們失去工作的意願,在科技發達,機器人、人工智慧與自動化生產與服務日漸普遍的今日,只需很少的人力,而照樣能供應足夠生活所需,藉以平衡資源分配,改善貧富差距、落實生存權,而且人們就可以從事他有興趣的活動,而且許多研究指出,基本收入不會使人們失去工作的意願,反而更熱愛做事情。
  緣起與目的
這個主意來自於中世紀,《烏托邦》的作者英國人文主義者、社會哲學家托馬斯·摩爾(Tomas Moru)。他認為,理性化的平等原則、勤勞和追求教育是民主的基本特徵。20世紀,法國社會哲學家安德烈·高茲(Andre Gorz)是固定收入的堅定擁躉。不同國家都曾嘗試過引進無條件收入,例如巴西、古巴、蒙古,納米比亞和德國(在有限程度上)。歐盟和部分歐洲國家也嘗試過。
  這與貶抑個人的共產主義相反,要能確定並保障個人的最大自由,給予個人選擇的能力,這點只有保障基本收入才能達成。
  現行社會福利體制
現行社會福利制度多需審查申請者的財產狀況,需要夠窮才行
  技術性失業
科技進步,大量與快速地使用機器和人工智慧取代多餘的人力,雖然新科技確實也能創造新工作,像過去農業、工業自動化後,釋出的人力可以從事當時新創的服務業工作,但隨著機器人深度學習技術的問世與人工智慧的發展,將全面性地影響所有產業,包括服務業、製造業、金融業、農業、礦業以及其他產業等,而現在創造新工作的速度已不足以彌補原有勞動力被取代的速度,也就是說,每創造出1份新工作時,會有2份甚至更多的就業崗位消失。
  根據牛津大學在2013年,對於美國702種主流工作電腦化影響之分析,研究結果顯示,10~20年之間,47%的工作有被取代的風險;已開發國家於1980年代電腦化技術增加了8%的就業機會;但到了1990年代只增加4.4%;至於2000年以後,新職務僅增加了0.5%,服務業的工作崗位也正快速的被機器取代,包括數位相機與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取代傳統相機、底片、照相館、相片沖印,以及2014年初上路的台灣etag電子收費系統,取代人工收費員。製造業部分,也正在逐步以智慧化、自動化等科技來取代工人,甚至進一步出現完全無工人的關燈工廠,商業上,網購搭配無人車及無人機配送、加上自助取貨、自動販賣機無人商店等趨勢無論是原來100個工人減到90人、80人、50人,乃至於20人或全部被取代,都造成人力暫時性或永久的失業狀態。
  在現行經濟體制下,失業者將失去參與經濟分配的權利,且要找到新工作越來越困難,而現行社會福利體制也有許多不足之處,但工廠仍能藉著機器人、自動化、網際網路、人工智慧等科技,生產出足夠甚至更多的產品。
  工作被機器取代,人們可以發明新工作,但需要考慮周轉時間與成功率,政府可以藉著無條件基本收入發放貨幣給國民,以讓即使失業的國民也能參予資源分配,並享受自動化科技減少人類勞動需求的成果,而不必跟機器競爭。
  財政來源
可用於發放基本收入的財政來源如下:
由課徵稅捐的方法取得發放基本收入財源,包括:
所得稅:包括個人所得稅或企業所得稅,可能採用累進或單一稅率
交易稅:包括消費稅(或稱營業稅)、遺產與贈與稅、資本利得稅、奢侈稅
財產稅:包括對房屋、土地、車輛的持有與交易徵稅。
環境稅:包括環境汙染稅與綠色稅制,以及能源稅、碳稅等環境稅負。
使用者付費,包括公路通行費、護照規費等
對依資源消耗及佔有的程度累進(增加)收費,包括自來水、電力、天然氣、停車費、公共自行車租借等,累進收費指"用越多,單位價格就越高"的收費設計。
社會保險
  增加貨幣發行量
發行新貨幣發放基本收入,包括:
印鈔票或鑄造硬幣(鑄幣稅)
向銀行以存款準備金比率創造信用的方式貸款
量化寬鬆QE
印製消費券或其他代用現金
  舉債
這些方法皆屬於通貨膨脹,只能在採用法定貨幣中運用,不適合用於商品貨幣,此作法通常會伴隨物價上漲,但隨著新科技、機器人與自動化的發展,人類付出相同的勞動力可以生產更多的商品、資源及服務,這樣物價漲幅會減緩或抵消,回到平衡。
  整合社會福利、節約財政支出
以下方法是以整合社會福利、節約財政支出等方式,讓省下來的支出轉而用來發放基本收入
整合社會津貼與社會福利,包括育兒津貼、學生資助、失業保障金、房屋津貼、傷殘津貼、退休金、各種補貼等。
由於基本收入不論個人狀況將自動享有,無需以欺騙的手段而獲得社會福利,福利詐騙將過時,因而節省管理與執法的成本。
減少尋租、行政規劃、防弊稽查的成本,減少政治主導資源配置、減少官商勾結。
縮減官僚體制的規模,整合相關社福的單位,降低人事與業務成本(包括審查資格所需的文件、人事、辦公空間的場地、水電、設備或其他耗材支出等)。
減少或停止針對特定財團法人的補助優惠,直接整合給全體人民。
  樽節與提升公帑運用的效率,節省財源。
無條件基本收入還有可能能降低醫療、治安等社會問題的財政支出,以及減少疾病或壽命縮短所導致的勞動損失 及更多創造力與創意的產生的附帶利益。
  取代最低工資,以避免其弊害。
  公共企業、公有資源
經營公營或社會企業,賺取利潤,作為基本收入分配全民,或直接分配民生物資給全民,
利用機器人、人工智慧、物聯網等科技從事自動化的生產活動,生產民生物資與服務,並減低不必要的人工勞動。
成立信託基金,以賺取孳息。
發展機器人與自動化生產的產業,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
提高生產力與資本效率。
出售或開採公有天然資源,如土地、石油、金屬、礦物等,分配收益(此想法稱為喬治主義)。
發動募款或捐贈物資、黃金,由有意者自願捐贈。
回收可以再利用的資源
實行無條件基本收入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
綠色是基本收入,棕色是原來非社福收入,每位公民皆受益
  降低貧富差距
各項數據都指向社會的財富分布往頂端的1%集中,而目前已經掌控全球一半以上的財富,造成M型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增大,形成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局面。
無條件基本收入為解決目前經濟問題的方法之一,雖然無條件基本收入表面上看似齊頭式平等,但仍能較大的幫助弱勢的人群或家庭,因為相同數目的金錢對於身價百億美元的富豪,或三餐無法溫飽的窮人來說,感受必定不同,前者增加值佔所得或財富只有零頭,後者相反,例如富人甲原本有$90,窮人乙有$10。窮人乙佔社會財富10%,富人甲是窮人乙的9倍。如每人發放各$5,富人甲增加至$95,比率為5.55%,窮人乙增加至$15,比率為50.00%,也就是再增加一半,窮人乙佔社會財富比例便增加至13.6%($15/($95+$15)),富人甲與窮人乙的倍數降低至約95/15=6.33倍,而達到減緩貧富差距的效果。
如果不搭配所得稅及財產稅,在發放無條件基本收入時,不必需要知道個人財產狀況,不須審查社會福利享用資格,不必使用有仇富意涵的富人稅,具有保護隱私,避免標籤化,也避免了逃避稅負的誘因,進而節省大量的行政資源,轉而用於更能增加人類整體福祉的用途的優勢。
  消除標籤
基本收入完全不須提供與調查個人生活或財產狀況等詳細資料,不僅節省了成本,而且也能保護隱私,徹底消除特定群體或個人被標籤化的疑慮,不再發生明明很窮卻無法得到社會福利的狀況。
  提高內需
將低於基本收入的人們的收入提高至基本收入以上(原來的收入+基本收入),可提升低於基本收入者的消費力,並提升消費的人口數,提高內需市場。讓更多人能具有足夠的購買力來分享到科技進步的成果。
  為何工作
基本收入將讓人們重新思考為何要工作以及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就業誘因
與現行失業補助等社會福利不同的是,即使從事就業,也不會影響基本收入的領取,因此無條件基本收入比起現行的有條件的「失業救濟」,會更少的影響了從事勞動的積極性,比起失業救濟是一有工作就喪失領取資格,而有強烈的動機不再從事工作外,基本收入對於就業的影響就稍緩一些,無條件基本收入假設80元,失業救濟再加20元,與原來有條件的「失業救濟」金額一致,對失業者而言,失業都領100元。但其實很不同,因為這樣一來,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不再領20元救濟,但仍有80元無條件基本收入。因此,只要外面工作機會的收入大於20元,失業者就會有激勵去找工作。而在有條件的「失業救濟」體制下,只有外面工作機會的收入大於100元時,失業者才會去工作。
  而當無條件基本收入完全涵蓋失業救濟時,失業者如果找到工作,則貨幣性機會成本為0,因此,低薪但又有豐富的非貨幣性價值的工作,反而會吸引部分失業者,並且更能讓人基於熱情或興趣而從事工作,而不是在違背自由意志(被脅迫、欺瞞或急迫、輕率、無經驗)、或不做就無法生存下從事勞動,或別無選擇而屈就惡劣的勞動條件的狀況。
  無償工作的獎賞
基本收入是一種幫助認可這些造福人類的無償工作(如養育小孩、照顧長者或其他有需要的人、從事家務、志願服務、探索研究、救濟扶助、無償創作、藝術創作、開發開放原始碼軟體或免費軟體、無酬家屬工作、發明新產品等等)的社會價值的方法,並且幫助讓社會更進一步擁抱這些工作,有許多工作是即使無償也會有人願意從事,因為這是他們的生命、熱情、興趣,如果我們可以確保那些人的衣食,他們將會有更多的時間可以釋放他們的創造力,超越商業對價交換的系統。
  最低工資制度的取代
無條件基本收入也能取代最低工資制度,以避免最低工資的弊害,低貨幣性生產力但又有豐富社會價值的工作,可以繼續存在。
  整合社會福利相關政策
好比最低工資、退休金、全民健保、國保、勞保、稅制、失業救濟等社會福利或社會保險,可以全納入無條件基本收入,化繁為簡,減少這些社會政策所消耗的人力物資,包括審查使用社會福利的資格所需的文件資料、人事、辦公空間的場地、水電、設備、其他耗材支出等,並縮減官僚體制的規模。因此能讓其施行較不複雜與更便宜,同時也能更公正與更具有解放性。
  迫使企業改善工作環境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不需要工作也可以維持生活所需,使勞工無需為了維持生計而勉強工作於惡劣的環境,迫使企業改善工作環境以及相關薪資等等條件。人們能選擇減少其工時,同時卻不需犧牲他們的收入。因此人們將能花更多時間從事其它覺得有意義的事情。誘發更佳的工作分配,因為減少工時的人們,將增加那些目前被排除在勞動市場之外的人們的工作機會。
  職場自動機械普遍化
企業將增加改用自動化機械的動力,例如機械手臂、自動駕駛汽車等等,這使得對人力的依賴能夠逐漸降低,未來即使許多人不再工作,還是有足夠資源滿足全人類的生活所需。
  增加工作滿意度
人們有能力拒絕不適當的工作並且能保障基本生活,將會使工作重新定義,能選擇真正想做的事,不再著眼於工作薪水高低。這將使工作效率的提昇,改變整個經濟的結構,大幅提升工作滿意度。
  產業結構的改變
人們會傾向於尋找有更具創造、刺激、富於變化的工作。 減少為了生存而被迫幫公司從事或隱瞞非法行為、減少非法的「血汗經濟」受害者。
  振興智慧產業發展
許多需要勞心勞力的工作,因為智慧產業的不穩定性,造成無法全力投入,又因為智慧產業的獨特性,使得許多的點子埋沒在需要依存著有「工作」才能生存的社會中,無條件基本收入可以改變這些問題,而且將重新定義「工作」的解釋。
  更積極的社會運動
現今的許多社會改革多是由學生發起,或是由關注某些社會議題的人士在從事著不穩定的臨時工作之餘所得到的成就,因為社會運動也是智慧產業的一部分,但通常只有學生或有志進行的人士有心力去犧牲某些利益來完成這些事情,無條件基本收入將造成這些人有更多的時間與心力來從事這類的政治活動,或變成政黨來提出與執行各種政策與目標,人們也更有心力與時間來研究參與這些政策的制定與追蹤。
  更加穩固社會關係
反對者的最大的理由是,當人們不再需要為金錢所煩,為工作所累,便失去了付出的動力,人類的物質供應也將因此崩潰。當然支持者認為,人們會因此尋找自己感興趣的工作而更有效率。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人們會花更多時間與家人、朋友、鄰居相處,乃至於花費更多時間與精力經營並擴展人脈、組織更龐大且靈活的朋友圈(社交圈)與團隊,從而使人類的社會關係更加穩固,並以此延伸出的互助需求與實際協作,產生新的科技研發與方向,將帶給人類更好的產品與體驗,以及更精緻細膩的文明與文化。
  後稀缺
當機器人與自動化產業日趨發達時,供給過度將使得價格下跌,越來越多的商品將免費,不再需要太多的金錢。
  各地現狀
  施行於國內部份地區
 美國
阿拉斯加州石油藏量豐富地區的居民,靠出售石油讓每個居民每年拿取900美元。
 印度
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資助下,2011年在中央邦北部9個村莊推動18個月的扶貧計畫,由女性就業互助組織(SEWA)與聯合國福利機構聯手,1100個家庭中年滿18歲每個月可獲得200印度盧比、兒童100盧比,後來分別提高到300盧比、150盧比,總計約6,460人受惠。前3個月發放現金,之後為了給官方樹立榜樣,全部由銀行轉帳。此計畫使得整體儲蓄增加、衛生條件、上學比例大幅提高、營養狀況都有顯著的改善。
  進行限期實驗
 荷蘭
根據美國政經網路媒體《QUARTZ》於2015年6月30日的報導,荷蘭第四大城烏得勒支和烏得勒支大學合作,預計於2016年1月起進行基本收入的社會實驗,計畫負責人是霍斯特(Nienke Horst),成人每月將會得到約900歐元,而伴侶或家庭每月1,300歐元。該實驗大約有300人參加,其中至少有50人可無條件獲錢,除了這一組外,還會有其他三組分別受到不同嚴格程度的規範,最後還會有遵循現行福利法的控制組。
 芬蘭
2017年2月,芬蘭實施一項經濟實驗,在兩年內為2000人提供無條件基本收入。從接受福利的人群中隨機選擇出來的每個參與者每月可得到560歐元,無論他們是否有工作。
 加拿大
多芬(Dauphin)於1974至1979年進行實驗「米糠計畫」(The Mincome program),依照每個人收入多寡,定期發錢給全體市民。為了鼓勵接受補助的人繼續工作,制度設計保留了相當的彈性。完全沒有收入的家庭(或個人),每個月能夠支領一筆固定金額,若有工作或其他補助收入,每增加 1 元收入,只會減少 0.3~0.7 元的補助,直到該戶(員)總收入,超過低收入戶標準。經過5年,工作的時數下降,許多人選擇重新回到學校學習。
曼尼托巴大學經濟學家傅婕(Evelyn L. Forget)專門研究米糠計畫,於2011年出版了一份報告名為《沒有貧窮的城鎮》(The town with no poverty),發現一旦實施無條件基本收入,男性不容易輟學,女性則可申請較長的產假。整體上人們在生理與心理上都更健康,藥物濫用、家暴、酒駕減少、上醫院的次數與費用將相對減少。
1977年,加拿大保守派接管省政府,1979年更進一步掌管聯邦政府,隨後他們停止了米糠計畫。
2017年4月25日,安大略省選定3座城鎮,隨機挑選4000位居民進行為期3年的「基本收入制」實驗,每年發放每人最高1萬7000加幣的基本收入。
 納米比亞
2009年開始進行2年實驗,經費來源自那米比亞教會的委員會、一些工會組織,還有非政府組織(NGO)。神父 Wilfred Diergaart 和主教 Zephania Kameeta挑上Otjivero,這裡是沙漠中的三不管地帶,居民來自不同族群背景。科學家 Claudia 和 Dirk Haarmann對這個地區進行詳細的研究,他們和開普敦大學合作分析結果。拍攝紀錄片「每個人的基本收入-Panorama iedereen een basisinkomen(A Basic Income for everyone)」,全部共930個居民,每個月發放每個人100元納米比亞幣(7歐元),使得營養不良從42%下降到10%,擁有足夠的食物,變得更積極,開始用心過生活。
 肯亞
正進行每月30美元的發放實驗。(2016年)
  已進入政治討論
 德國
2008年,德國和瑞士的基本收入協會(Netzwerk Grundeinkommen)發行了一部關於基本收入的紀錄片「無條件基本收入:一個文化的推動(Grundeinkommen:ein Kulturimpuls)」。片中談到了基本收入的運作方式、資金來源和這項制度的優點。
 瑞士
2006年,社會學家讓·齊格勒認為基本收入是「所有的最迫切的想法之一」。
2008年,愛德華·斯基德爾斯基(Edward Skidelsky)和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製作了一部名為「基本收入」的電影並上傳至YouTube,同時稱讚基本收入的想法。該影片擁有超過40萬個點擊量,主要在法語和德語國家中傳播。
2012年4月,瑞士發起立法倡議,旨在收集100,000個支持簽名,以執行在瑞士的公投。
2013年9月,該倡議獲得約126,000簽名並在10月4日把他們交給瑞士政府,準備進行全國性的公民投票。
2016年6月5日,瑞士舉行公投,以決定是否每月向每名成年公民發放將近2500瑞士法郎(約2570美元)。反對者約76.9%,贊成者約20%,否決了這次全民補助計劃。市民擔心「不勞而獲」會令許多人不再工作,並吸引其他人移民到瑞士領取福利。
  參考文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6%A2%9D%E4%BB%B6%E5%9F%BA%E6%9C%AC%E6%94%B6%E5%85%A5


另附【新圖博館】實然觀
  由上析判可知並無所謂應然的「普世價值政治制度」,果真有、也要從實然來看,前述〈序〉自然科學的經濟性原則曾言:經濟性似難解,因一般以為宇宙物質豐富不匱乏,但了宇宙構成大多為暗物質、即使明暗加起來、在無界的宇宙中、其密度也很低。看似豐富的陽光空氣水之自然生態、在文明濫用下、已成匱乏,同理,看似富裕的已開發經濟、一樣存在發展之陷阱,故陷阱不只存在中等收入,任何階段不廉能勤儉的話,都會是陷阱(故「廉能」與否是「良劣政」之關鍵,而勤儉則各行各業男女老少、各盡所能各花所需、既不苦學過勞也不過度消費、老幫子養孫/子助老養老),只可惜,匱乏生態下演化出來的、盡可能地食色、以利傳宗接代之生物本能(貪得無厭、好逸惡勞),成了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自由經濟下、政客奸商利用之人性弱點。故「國際」透明組織所謂的貪腐指數要包括因選舉執政的惡鬥無能所付出的成本,如此來看,歐美日台等之貪腐指數可能不下於中共。
  幸好改革開放下的中國高層是理性客觀務實的開放式改革、知己知彼、故能主動回應挑戰,所謂「中國模式」就是沒一普世必然的模式,而是要找出一適合自己發展的模式。
  但理盲濫情的輿論界仍將是中國的「XX陷阱」之一,如同台灣已處經濟開發且理性專業的馬英九政府不敵理盲濫情的民粹、2016被靠民粹上台的蔡英文綠獨政府苦毒、才後悔「馬善被人騎」而懷念善馬、可惜世上沒有後悔藥,克服理盲濫情的輿論之道在:以造謠罪誹謗罪對付不實的言論新聞自由(不然「造謠一張嘴、闢謠跑斷腿」),鼓勵並創造理性客觀的輿論生態、以扭轉理性民意常有的「沈默螺旋」下沈陷阱並壓制非理性民意常有的「喧囂龍捲」(別信「謠言止於智者」「邪不勝正」的應然、實然反而是「造謠者和騙子皆智於被騙者」) ,「沈默螺旋」「喧囂龍捲」也是來自「演化之初為生存特別注意令人預外聳動的訊息」之人性弱點。
  故「國際」自由之家所謂的自由度比較,純屬西方用於顛覆他國政府的軟硬實力之一,這也可看出軟實力只不過是西方理性霸權一貫的「定(標準和發言) 權」之展現,當「中國模式」(先政後經、政緊經鬆,有為政府結合市場效率成舉國體制)發揮實力時又變成了「銳」實力。其實美國之所能稱霸全球的實力包括:用軍事暴力他國的「暴」實力、用美元掠奪他國的「掠」實力、用政變/民主/自由顛覆他國的「惡」實力、用……罄竹難書。
  至此有人會問「廉能勤儉」只不過是「中國模式」自古以來的盛世特色,問題是盛世少見。真正的問題是中共正處少見的盛世、且可能不再重蹈中國過去「一治一亂」改朝換代之宿命、只要能持續「廉能/勤儉」的話、就能「天命無常有德得之/天道酬勤」,這才是西方要正視的問題。
  中國過去之所以陷於改朝換代的宿命,是因農業文明生產力跟不上人口增速、統治訊息上下溝通不易、選賢任能機制失靈,如今已工業4.0、大數據人工智能、公務員文官制再加領導人任期制(即使沒明文規定也不可能像過去做到死),所以真正的問題反而是富裕後的中國人不再「勤儉」/「理性」、畢竟「貪得無厭」「好逸惡勞」/「沈默螺旋」「喧囂龍捲」是人性弱點,這最可能發生在後文〈經〉〈軍〉所要析判的「要求遠超過生產力的資本利潤、工資和福利」「喊打喊殺」、而這又是民粹之常態(工業文明生產力也跟不上人心貪婪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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